一直很喜歡聽邊燕杰老師的演講，不單是因為他的演講結構緊密、邏輯清楚，更因為你總是可以從他一開始的鋪陳中，學習怎麼從龐雜的理論概念中切出一條適合自己的進路，這對我們這種剛開始做學術研究的人來說，格外有幫助。
台灣自一九七〇年代以來，延續著「以農養工」的經濟發展策略，環境抗爭是由於農工部門的爭奪自然資源使用權與配制權。一九八〇、九〇年代之後，在許多知識份子與相繼成立的環境團體參與之下，環境抗爭的論述，轉而強調以環境保護的「普世價值」與人類生存的「純生存」為目標，模糊的群眾—「地方居民」—取代了明確的階級—「小農」—為行動主體。在來自外地，渴望捍衛人類淨土的知識份子、中產階級與在地方上權益受到侵害的群眾，雙軌推進的運動論述中，環境正義的階級利益則被隱沒了。
作者認為，在微觀層次的原因有三：第一、當時報導的限制。第二、農漁民在當時許多問題上被視為污染的製造者。第三、後人研究者介入的時間點在一九八〇年代之後，正是農民行動參與的快速下降期，知識份子急速參與的上升期。在巨觀層次上，則是研究者的知識背景，多半來自一九六〇年代美國環境運動研究學界，美國環境正義的思潮要到一九七〇年代之後才逐漸出現。其次、一九七〇年代的歷史氛圍，從鄉土文學論戰中，反映出當時社會對於「工農兵」一類辭彙的高度政治敏感性。第三、後來的許多研究者多是當時的行動者（一九八〇年代），行動與論述的相互構成性。
在微觀與巨觀的層次解釋中，反映出農民為主體的行動論述，是隱沒在環境運動的論述當中的。然而，作者透過對過去三十年環境報導的重新檢視，發現事實上，農民作為環境抗爭的行動者，在一九七〇年代到九〇年代都是重要的角色，只是隨著農業總人口數的不斷下降，行動者才逐漸減少；然而，農民過去三十年來參與的環境抗爭從未間段過。
農民為主體的論述隱沒在台灣環境運動論述中的意義有二，第一，或可稱台灣環境運動從早期的以農工自然資源爭奪的階級衝突，在一九八〇年代「轉向」為追求環境永續的「普世價值」。第二、農民為主體的環境抗爭一直都存在於台灣環境運動的歷史上，只是我們忽略了他們的角色。第一個意義帶給我們的啓示，若只是避談「階級利益」的「普世價值」，則恐怕無法真正解決台灣的環境問題。第二個意義，則是提醒了我們，忽略的歷史必須重新找回，而找回這樣的行動主體，是為了更加深化環境正義的論述，因為唯有在貧窮真正被解決之後，環境永續的普世價值才有可能被落實。又，劉華真的這篇文章同時刊載在第二十一期的台灣社會學，有興趣的朋友可以順手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