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一個社會學家來說，被邀請在高雄設計節開講，多少是有點意外，而這當然是與近來「社會設計」（Social Design）這概念方興未艾有關。社會學，這個在我研究所時期不斷自問著：「讀這個出來能幹什麼？」的學科，現在好像變成很多領域需要的搶手貨。從社會資本（Socail Capital）、社會創新（Social Innovation）、社會企業（Social Entreprenuer）、社交媒體（Social Media）、大數據（Big Data），一直到社會設計，都可以看到社會學常用的概念在相關討論中被提及，社會學者在課堂上也終於可以抬頭挺胸跟同學說：「你們出去可以作這個那個這樣那樣的工作」。
特別是在去年「佔領立法院」的行動中，台灣社會學界的師生也是其中很重要的一股力量，許多重要議題的討論在運動期間中浮現，人們在後太陽花時期也熱切地尋找一種解決問題的方法。「社會設計」是眾多解方的其中之一。論者主張「社會設計是為 90%的公眾設計，維持每一位社會成員基本的、有尊嚴的生活」，因為「社會創新是應用社會科學的知識，解決社會的問題，滿足公眾的需求，達到公共的利益，而操作的方法是得到社會資源、社會支持，並且是可以推動的。社會創新的具體落實，是透過社會設計」。
聽起來很重要，對吧？但對大多數的社會學者而言，你問他「什麼是社會設計？」他的反應可能就像是放空的井之頭五郎，茫然佇立在街頭。因為他從這個問題所想到的，可能是連串的提問：什麼是社會？什麼是設計？物件與社會的關係？誰才是真正的90%？抵抗如何可能？這些問題，社會學者都沒有明確的答案，或者說，研究的樂趣就在於看這些答案在不同時期、不同社會、不同脈絡中有什麼樣的選擇可能。因此，老實說，不同於設計圈、社企圈、創業圈對「社會設計」的熱切討論，台灣社會學界對「社會設計」這概念大多抱持著「嗯～聽起來有意思～」的觀望態度。可當作研究生的都知道，當老闆說這句話時，就表示他其實想結束這話題了。
因此，在台灣社會學界，我的觀察，就兩種人特別會把「社會設計」當作發語詞。一種是碇司令這種核心人物，他們把社會設計當成人類補完計畫，認為社會學之眼可以穿透問題的迷霧直指事物的系統問題，然後透過設計方式逐步解決問題，進而改造社會。另一種，就是像我這種，是在教育現場的第一線作戰時，不停地像碇真嗣怒吼著：「這是什麼啊？！這個使徒也太厲害了吧！為什麼是我要面對啊？我可以做到嗎？！」
而我們這種人，姑且稱之為「專案學術契約工」吧，之所以被迫面對使徒，則是因為教育部近年來各式各樣的大型課程計畫。從「智慧生活整合性人才培育特色大學計畫」、「科學人文跨科際人才培育計畫」、「人文及社會科學知識跨界應用能力培育計畫」，到「大學學習生態系統創新計畫」，教育部資科司每年有上千萬的預算投入各大學進行這樣的課程計畫，也養活了像我這樣的學術契約工。這些你永遠記不得名字的計畫，如果用關鍵字雲分析的話，大抵就是跨科際人才、跨科際人才、跨科際人才。反向推論，這些計畫表示本國大學教育面臨的問題：學術本位主義、無法培育人才。
以我過去兩年所參與的計畫，「海洋生物資源永續發展計畫」為例，這計畫想做的就是試圖透過這樣一個整合學程來培育能解決海洋生物資源問題的學生。在這14門課中，我負責4門，從基礎的政治經濟學，到進階跨領域的海洋政策行銷、漁業政策與地方政治，到最後端的實作課程；台北市都發局局長林洲民說他就是文創，那請容小弟我弱弱說一句：「我就是學程」。這些課程，如同其他計畫的課程，有著要引導學生跨科際學習的野心，但實際在課堂上，學生一聽到跨科際，就是這種表情：疲累。為什麼？因為他不知道這跟我過去修的課程有什麼關係，然後這些課（特別是我的課）又操到他沒有多餘時間顧及他現在要修的其他課程，最後也最重要的是，這些課程要求實作，但一學期做完之後呢？這跟我的未來到底有什麼關係？
因此，當我2013年參與這計畫，跌跌撞撞地走完一年後，我發現我得想辦法改變這個問題。首先，我需要讓這些課程是「可持續」的，不光是我開的四門課之間有連續性，更重要的是讓修課學生覺得他們學的概念、作的事情是可持續的。其次，我需要一個「田野地」，一方面長時期觀察一個社區的問題變化，另方面讓學生可以在之前的基礎上繼續前進。最後，我需要一個「方法論」，一個清楚可操作的方法，讓學生在學習與執行的過程中可以反身性地思考自己目前所處的位置。在這些考量下，我選擇了用「設計思考」（design thinking）來規劃我後來所開設的課程。因為這個流程其實很像社會學者在思考或解決社會問題時所習慣的方式，長時期的田野，先發散後收斂的問題分析，提案後不斷與使用者進行測試，如此反覆。當然，也許因為研究興趣，或是課堂限制，大多數的社會學者只走完第一個菱形，但我希望我可以在課程中帶著學生走到第二個菱形。
方法論有了、可持續有了，我需要一個田野地。我選擇了「蚵寮」。
蚵寮位在高雄北部，是很重要的沿近海漁港，對我來說，它具體而微地體現了高雄這個海洋城市的發展歷史與結構困境。蚵寮人原本世居左營桃子港，日治時期因為左營軍港的闢建而往北遷移，後來隨著高雄工業發展而開始人口外移，雖然因為洋流跟烏魚有著豐富的漁業資源，但1980年代後一直面對著石化工業園區工業廢水的污染威脅。1990年代中期後，烏魚的捕獲量越來越低，海邊的消波塊越丟越多，從事漁業的青年也日漸減少。烏魚產量的減少，就跟其他的魚種一樣，與漁民過度捕撈有高度相關，尤其是近年中國漁民的大規模捕撈，幾乎是從台灣海峽上方就直接把野生烏魚全部攔截。烏魚的消失，改變的不只是蚵寮漁民的收入來源與捕撈方式，更包括海岸地景，乃至宗教信仰。當然，在低迷過幾年後，蚵寮最近又重新成為注目焦點，漁會在這過程中扮演積極的角色，而蚵寮小搖滾更是讓人驚艷，不過在我們深入訪談後卻發現，這兩組行動者卻代表著兩組不同的社會網絡。這樣的網絡結構，一方面反應了都市化、工業化對漁村社會的影響，另一方面也標示著返鄉者與移居者要進入蚵寮工作時所要面臨的社區結構。
那麼，「設計」在這裡頭可以扮演什麼角色？
在我們的訪談過程中，漁會總是會拿出他們設計出來的漁產加工品包裝，烏魚形狀啦、八角簍形狀啦，說這些包裝可是得到iF紅點獎呢。但我覺得更關鍵的設計其實是魚貨的包裝。一個真空包裝的竹筴魚，它背後是一整串捕撈、處理、冷藏、配送、店面的產業鍊，跟一尾裝在紅白塑膠袋中的竹筴魚相比，意味著不同的生活型態，以及產地經濟型態的改變。換言之，「包裝」是可以說故事的，說消費者故事，也說生產者的故事。很可惜的是，梓官漁會雖然有了HACCP認證，也開始作電商販售，但是他們做的跟其他業者沒有太大的差別。網站上可以買到波士頓龍蝦跟北海道鱈場蟹，包裝上只打上戀戀蚵仔寮，消費者沒有辦法從這設計中知道更多事情。好比說，有沒有可能透過對漁貨包裝的重新設計，我們不只是購買一尾鮮魚，更能了解漁獲的時令？甚至透過QR Code的掃描知道它的生產履歷，乃至會想到它的產地蚵寮看看？有沒有可能透過魚市場的重新設計，讓觀光客不只是購買魚貨，還能認識蚵寮的漁業文化與環境教育？有沒有可能在這個重新設計魚貨、重新設計魚市場的過程中，我們逐步建立一個「社區支持型漁業」，改變消費者只求便宜大量的消費方式，也改變漁民過度捕撈的生產方式，進而促成漁村不同社會網絡的合作？
這樣一個改變的過程，就是Gordon Hush在日前「台北設計城市展」的論壇上說的：「設計師的任務已經不再只是單純的創造一項作品，而是必須設計一套系統或制度，以成就人們所需要的生活方式」。
要促成這樣的改變，我們需要的，不只是開啟設計師的「社會學之眼」，也需要活化社會學徒的「設計師之手」，不然我們終究是個「思想上的巨人，行動上的侏儒」。對我來說，行動的開始不是一個有著高深理論背景的方案策略，行動始於我們對生活的觀察，然後從小地方開始著手。即使只是用簡單的工具，但也是有影響社群，改變社會的可能。即使一開始只是很小的行動，卻可以在持續的練習中不斷累積經驗，並且捲動更多人一起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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