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 年 4 月，日本財團與 IT 企業 Dwango 共同創辦了一所新的通信制大學——ZEN 大學。這所大學以 AI、資訊社會與人文思想的整合為特色，首年即招收超過三千名學生。而創立批評平台「ゲンロン」的東浩紀，是 ZEN 大學的教授。這場對談是台灣前數位部長唐鳳與東浩紀展開的一場特別對話。
這場關於 Plurality、AI 與民主的對談，並不是一般科技論壇式的趨勢討論。它更像是一場發生在新型高等教育現場中的思想實驗：當 AI 越來越被想像成「最佳答案」與「未來救贖」時，民主如何避免被技術最佳化所吞噬？人類又該如何讓 AI 成為促成關係的橋樑，而不是吸納一切的中心？
本文將從三個層次整理這場對談。首先，是技術與民主之間的關係，特別是兩位講者如何看待日本新興政黨「未來隊」（Team Mirai）所面臨的政治兩難。其次，是唐鳳所說的「公民 AI」如何對抗矽谷式奇點論，並把 AI 重新放回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之中。最後，則是兩位講者對柄谷行人的短暫交流。
技術與民主：多元世界的兩難
AI 讓治理看起來越來越像一個可以被最佳化的問題。只要資料足夠、模型夠強，民意似乎可以被即時掌握，衝突可以被快速整理，政策也可以被計算出更有效率的解方。
但唐鳳與東浩紀共同提醒我們：民主不是一套產生最佳答案的機器。
東浩紀用「訂正可能性／可修正性」來理解民主。他借用杜斯妥也夫斯基《地下室手記》中「2+2=4」的意象指出，即使一套系統給出理性上無可挑剔、多數人也認同的答案，仍然會有人因為感到窒息，而刻意主張「2+2=5」。這不是在讚美任性或反智，而是在提醒我們：人會反抗絕對正確，會拒絕被規則完全吸收，也會要求重新修改遊戲本身。
因此，民主的價值不在於比 AI 更會計算，而在於它能不能容納那些不願被最佳解收編的人。唐鳳也呼應這點，認為健康的民主技術，不應把無法被分類、量化或迅速整理的聲音當成雜訊過濾掉。技術的任務不是消除分歧，而是讓分歧能被聽見、被翻譯，並重新帶回公共討論。
然而，將這套邏輯帶入選舉政治，困難遠比想像的大。日本新興政黨「未來隊」（Team Mirai）便是當前最具代表性的試驗場。
唐鳳指出，她過去在台灣是受任命入閣，不必直接面對選票壓力；但 Team Mirai 是透過選舉取得權力，因此挑戰完全不同。一旦 Plurality 進入政黨政治，它就必須面對選票、媒體、政黨競爭與國政議題的壓力。真正的考驗不是 Team Mirai 能不能開源，而是它能不能在政治壓力下，維持一套可被檢驗、質疑與修正的公共過程。
唐鳳因此建議 Team Mirai 不要只做「開源」，而要實踐「合併」。在民主政治中，更困難的是當反對者提出更好的建設性分支時，掌權者是否願意把它合併回共同的政策版本。換言之，民主的可修正性不只是讓人可以批評，而是批評有沒有機會改變制度本身。
東浩紀則指出，這正是 Plurality 進入政治後的矛盾。政治往往需要敵我劃分、明確立場與即時表態；但多元共治要求的是延遲判斷、承認資訊不足，並保留跨立場修正的可能。未來隊的領袖安野貴博最近正好遇到這種兩難。當他被問到對美國攻擊伊朗事件的看法時，他回答目前資訊不足，仍需蒐集資料再判斷。東浩紀認為，這是誠實的工程師式回應，但在政治場域中卻可能被視為缺乏立場。
面對這個困境，唐鳳提供的不是政策建議，而是一個思維框架的轉換：量子力學。
她指出，傳統政治是「粒子」的世界，不同力量相互碰撞，產生零和的勝負。施密特的敵我邏輯，正是牛頓力學式的政治想像。但如果我們改以「波」的形態來測量政治，事情就會不同。因為波可以互相穿透、重疊、共振，形成干涉圖樣，容許量子疊加（superposition）的多樣共存，而不需要強迫所有立場「坍縮」（collapsing）成單一的勝者。
公民 AI：當橋樑功成身退
如果第一部分談的是民主不能被最佳化，那麼第二部分談的就是 AI 應該成為一種什麼樣的存在？它是促成人與人連結的橋樑，還是吸納一切判斷與權力的中心？
唐鳳在對談中不是從抽象理論開始談 AI，而是先示範了她如何使用 AI。她在前往日本之前，透過 LLM 翻譯並閱讀東浩紀的日文著作《和平與愚蠢》。因為她不懂日文，若沒有語言模型協助，書中關於「愚蠢」與和平的思考可能仍停留在語言邊界之外。
唐鳳把 AI 形容為「助聽器」。助聽器不會取代聽者，也不是對話主體；它只是讓原本難以被聽見的聲音，重新進入人的感知範圍。更有意思的是，她還把透過 LLM 整理出的理解做成日文簡報，在後台拿給東浩紀看，問他：「我的 LLM 是這樣摘要的，你覺得如何？」東浩紀認為，這就像一種「外交的握手」，不是讓 AI 取代對話，而是讓兩個原本隔著語言與思想脈絡的人，有一個可以共同檢查與修正的起點。
這就是唐鳳的 AI 使用哲學：AI 是橋樑，不是目的。它協助人們跨越語言、文化與思想障礙；但一旦人與人之間的連結建立起來，AI 就應該退到背景。
這是一種「過橋即拆」的技術倫理。AI 的價值在於讓關係生成，而不是取代關係本身。
因此，唐鳳提出的「公民 AI」不是更有效率的 AI 產品，而是一種不同的技術政治想像。它的問題不只是模型能不能更準確、更快速，而是技術把權力集中到哪裡，又讓誰有能力修正它。對她而言，公民 AI 更像一種「語言協定」：它不因越多人使用而變得稀缺，反而越多社群採用，就越容易讓新的社群加入。它不是榨取式平台，而是共生（convivial）的介面，目標是促成人際關係的健康，而非人對技術的依賴。
這與主流 AI 平台的邏輯形成明顯對比。許多平台傾向將資料、算力、模型與介面集中到少數中心，使用者越依賴它，就越難離開。
也正是在這裡，唐鳳與東浩紀把問題推向「奇點」（Singularity）。東浩紀指出，矽谷常見的奇點論帶有強烈的一神教色彩。它把技術發展想像成朝向某個終極中心前進：一個全知、全能、能夠統合所有知識與治理能力的超級智能；一種神學式的未來敘事。
唐鳳則藉由「神」這個字在不同文化語境中的差異，提出一個有意思的對照。若翻成英文，神往往對應到 God，是獨一的、全知全能的超越存在；但在日文語境中，神也可以是「かみ」，接近自然、場域與關係中的多樣神靈。這個差異提示我們，AI 不一定只能被想像成一個吸納一切的超越中心，也可以被理解為某種暫時出現在關係中的媒介。
這並不是簡單地用亞洲反對西方，而是在區分兩種技術政治想像。在一神教式的奇點敘事中，意義匯聚於一個超越性的中心；但在唐鳳所說的關係性傳統中，意義存在於具體關係之中。關係建立時，意義存在；關係消散時，意義也隨之改變。
因此，以 Plurality 對抗 Singularity，並不是要創造另一個同樣龐大的技術神話，而是要重新思考權力如何被配置。奇點論像一個具有巨大引力的中心，不斷吸納資料、資本、治理能力與想像力；Plurality 則試圖讓權力回到多元社群、公共協定與具體關係之中。
在這個意義上，我們也不應把自己看作一個個居住在社群中的孤立個體。唐鳳更接近於把社群及其「關係的健康度」視為主體，而個體則像是連結不同社群之間的「干涉圖樣」（interference patterns）。
結語：柄谷行人的影子
對談接近尾聲，兩位講者都提到了深刻影響自己的日本思想家柄谷行人，以及他的「交換形態」（Exchange Mode）理論。
東浩紀是因柄谷的思想而走上哲學之路的，但他對柄谷晚期的發展帶著批判。他認為柄谷最豐沛的能量，原本在於探討日本與亞洲社會的問題，但為了追求北美英語圈的學術評價，他晚期提出的「交換形態 D（或 X）」變得過於抽象，脫離了具體的社會脈絡。理論飄向了西方學院所熟悉的普遍性語言，卻失去了那個最初讓東浩紀著迷的、紮根於亞洲現實的鋒芒。
唐鳳的做法，讓東浩紀看見了另一條路。
唐鳳將柄谷的高階交換形態理解為一種當下就可以初步實踐的願景。當她將工作成果釋出到公共領域時，她不尋求交易性的回報，甚至不要求互酬的保證——她只是在公共財中留下線索，期望與包括尚未出生的人建立連結。這是一種沒有收件人地址的信。
東浩紀觀察到，唐鳳正試圖從具體的關係性中，提煉出一種「複數的超越論性」（plural transcendentalism）。那不是柄谷式的、為了西方學院而抽象化的單一超越，而是容許波形重疊、多樣共存的超越。每一個具體的關係，都是一個局部的超越；它們不收斂到同一個奇點，而是繼續以干涉圖樣的形式散佈著。
這或許正是整場對談最深刻的地方。東浩紀在唐鳳的實踐裡，看見了他的老師柄谷行人理論上嚮往、但沒有真正做到的事，那就是讓亞洲的關係性智慧，不是成為對抗西方的另一個宏大敘事，而是以無數個具體的、可修正的連結，悄悄地重新配置世界的引力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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