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代人機互動與媒體藝術的發展史中,石井裕教授是一位很難被單一領域定義的關鍵人物。他的重要性不只在於提出了 Tangible Bits、Radical Atoms 等影響深遠的研究概念,也不只在於他長期任教於 MIT Media Lab,而在於他持續示範了一種「以願景推動研究」的方法:不是先問技術現在能做什麼,而是先問人類未來應該如何與資訊、物質、身體、記憶和時間重新建立關係。從可觸摸的數位資訊,到會變形的物質,再到與逝者記憶互動的 Teleabsence,石井裕的研究不斷把人機互動從「效率」與「介面」的問題,推向更深層的感知、存在與文化問題。也因此,他的工作不只是科技創新案例,更是一種跨越藝術、科學、技術與設計的思想實驗。
然而,比起單一作品,石井裕更重要的啟發或許在於他如何定義跨領域。他不太願意被稱為工程師、科學家、藝術家或設計師,因為這些分類都太快把人固定在既有專業邊界中。於是,他選擇稱自己為「觀星者」(Stargazer)。觀星者不是逃離現實的人,而是願意仰望遠方、設定長程願景,並且從更大的時間尺度理解研究意義的人。對他而言,好的研究不只是解決眼前問題,而是要創造能超越研究者自身壽命、離開原本的視角限制,從更遠、更高、更全觀的位置重新看待問題。因為,人若只站在地表,很容易受限於自己的位置、專業訓練與價值偏見。他舉例說,自己喜歡和朋友或學生一起去博物館,聽不同的人如何評論作品,這些評論不只是對藝術品的解讀,也透露了每個人的價值系統。換言之,跨領域不是把不同專業的人放在同一個房間,而是學會透過他人的眼睛重新理解世界。
石井裕強調,真正的跨領域轉譯,不是把工作切成幾塊,再交給不同專業的人分工完成。表面上,這似乎就是跨領域合作,藝術家負責概念、科學家負責理論、工程師負責實作、設計師負責介面,但在石井裕看來,這樣的分工仍然太淺。因為如果藝術家不理解技術實作中的限制,工程師無法進入藝術家的哲學與感性,科學家只看見可驗證的假設,設計師只處理使用者經驗,那麼各領域其實仍然在各說各話。合作發生了,但轉譯沒有真正發生。
所謂轉譯,並不是把某個領域的語彙翻成另一個領域的術語而已,而是讓一個願景在不同知識系統中重新獲得生命。藝術的語言關心的是感受、象徵、想像與存在經驗。它問的是:這件事如何觸動人?它揭示了什麼情感、記憶或哲學問題?科學的語言則要求分析、模型、證據與可解釋性。它問的是:這個現象如何被理解?背後有什麼機制?能否被觀察、測量或驗證?技術的語言面對的是材料、系統、限制、效能與可製作性。它問的是:這東西能不能做出來?需要什麼感測、運算、致動、結構與能源條件?設計的語言則把這些重新帶回人的經驗與情境。它問的是:人如何與它相遇?如何理解它、操作它、被它影響,甚至與它建立關係?
這不是要求每個人都成為四個領域的專家,而是要求主導願景的人不能只躲在自己的母語裡抱團取暖。而是必須能夠在不完全熟悉的語言中思考,理解他人的判準,也願意讓自己的願景被他人的語言改寫。如此,行動者之間螺旋式的持續對話,最後產生的作品,才不會只是藝術、科學、技術與設計的平均值,而是一種超越原有分類的新型態。
是以,一個觀星者在進行跨領域融合時,必須同時具備三組特質:
- 既具藝術性,又具分析性(be artistic and analytic)
- 既具詩意,又務實(be poetic and pragmatic)
- 既浪漫,又現實(be romantic and realistic)
咦,我們說到「現實」了嗎?
關於現實,石井教授幽默且務實地補充,對於那些獲得終身教職(tenure)或需要帶領團隊的人來說,這個轉譯的螺旋有時還需要加入另一個維度——商業與資金(Business / money)。因為要讓偉大的願景落地並持續發展,熟悉資金運作也是跨領域實踐中非常嚴肅且重要的一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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