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較研究：一起寫，還是分開寫？

從我寫這本論文以來，每次跟人講我的作的是台北與新加坡的比較研究，人們總是會回一句：『怎麼比？一個是城市，一個是國家阿？』

這似乎已經是一種定見。在東亞的區域研究裡，我們也習慣也把台灣跟南韓放成一組，把新加坡跟香港放成一組。這樣的分類，從『行政層級』來看，的確是如此。可是，如果我們的比較就是要去凸顯『行政層級』對『城市發展策略』的影響的話，那麼，刻意的把台北跟新加坡擺在一起，似乎就變成可以接受的。至少我過去是這樣想的。

但是Torrent的一篇文章卻改變了我的想法。

Torrent在他那篇紀念（？）劉進慶的文章裡寫到：

濱下武志以中國固有的白銀體系建構出的朝貢貿易，主宰了前鴉片戰爭時代的東亞經濟，當時的朝貢貿易已經有相當的交換基礎，歐美列強只是利用了這個體系進行資源的轉移，並不是傳統認為東亞並沒有自己的貿易體系，一直到了歐美列強來後才建立。以英國為例，透過匯豐銀行等金融體系的建立，上海作為吸納長江流域白銀交換的中心、香港則作為吸納珠三角及東南亞地區白銀交換的中心，輸往新加坡後，再透過新加坡將銀本位轉為金本位，再往印度、英國輸送。

...

其實各位可以想想，如果英國已經透過上海、香港掌控長江流域、珠三角、東南亞，後起的日本希望要能主導東亞，要怎麼進行？其實大東亞共榮圈的提出，幾乎是必然的趨勢，當然，大東亞共榮圈的中心是東京還是台灣迭有爭論，不過將台灣視為轉運站應該沒有多大的疑慮，林滿紅的觀點是，將台灣當成跳板，向東南亞吸納資源，並以太平洋為基點，與香港的向西運輸競爭，利用太平洋運輸的勃興，將台灣發展成另一個亞太轉運中心。

因為這段話，我去圖書館把濱下武志的書借出來看，這才發現我以前思考整個論文的方像是何等謬誤。因為我忽略了從『區域』的角度來看來看，作為一個gateway city，台北與新加坡面臨的是類似的變化--先是帝國殖民，然後是做為美國的境外加工出口區，然後是面對中國市場開放。台北與新加坡其實一直都是連結兩個（或者數個）區域經濟之間的門戶，做起比較，其實挺有意思。

只是，這樣一來，我原先的論文架構就必須調整。

因為我原先的處理方式，是先各自處理兩個城市的發展，然後才去比較兩者的不同。但是這樣的寫法無法凸顯兩個城市『同時』面對的『區域情勢』。而或許，直接分成三個時期，擺在一起寫，是更能夠凸顯我所想談的『門戶特徵的出現』，乃至gated的狀況。

只是，這樣一來，我原先收集的資料就有所不足了，也不知道時間允不允許我作這樣的調整。目前看起來是不大，寫起來就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