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下午，跟ZR討論起他最近在寫的一個關於台灣和東南亞國家政商網絡的比較研究計畫案，言談之間，其實頗多無奈。
首先是因為很少台灣學術機構有購買全球各證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資料庫，因此在原始資料（董監事名單、轉投資情況、上市公司財報）的取得上，有不小的難度。其次是因為跑出不同的結果後，需要從制度、歷史、政經結構來作更深入的解釋，這部分需要跟學有專精的學者合作，但這種人難找。最後，台灣雖然從十年前開始成立許多東南亞研究所（前年甚至成立東南亞研究學會），而中經院和台經院也有相關的研究計畫，但這個學群（如果有的話）似乎並沒有看到明顯的累積成果。
關於資料庫這東西，其實是受各校預算與研究方向所限制的，『沒有收集』，或許還說的過去。但是後兩項卻是台灣區域研究的大問題。固然說『區域研究』是強國經濟戰略的馬前卒，不過，十年過去還沒有累積，也讓人太納悶了。
類似的感慨在下午讀的那本黃樹仁的《心牢》裡也有提到。首先是比較研究的必要性：
或許對某些人來說，統計資料是毫不重要的東西，也說不出什麼有意思的故事。但說這話的人如果看過裴元領的博士論文，那他肯定得把這化給吞回去，因為老裴就是結結實實地用不同的統計資料說出台灣戰後的經濟社會史。那本像磚頭一樣的論文，還真有年鑑學派的味道。
我自己跟老裴共事那一年最大的感慨是，即使他的資料很豐富，可是因為沒有一個跨國的比較研究，因此大家對他許多觀點都是『喔，那又怎樣？』的反應。可是，用統計資料作比較研究，也不是那麼簡單阿。光是要找到同樣的統計欄目，就得花一番力氣了，更何況是去解釋統計背後的社會事實。
說來說去，還是感嘆台灣區域研究圈的勢單力薄。翻翻這期的台灣社會學通訊，裡面有一篇『台灣區域研究座談會』的會議記錄，講的也是類似的問題--經費、合作、網絡、訓練。喔，對了，龍井的中國研究中心要關門了。都還開不到兩年呢。
搞到最後，在台灣搞區域研究就好像在比誰的『個人網絡』強，因為並沒有一個『組織』的，甚至『制度的』網絡在背後支持整個學術社群。長此以往，總不是件好事。
首先是因為很少台灣學術機構有購買全球各證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資料庫，因此在原始資料（董監事名單、轉投資情況、上市公司財報）的取得上，有不小的難度。其次是因為跑出不同的結果後，需要從制度、歷史、政經結構來作更深入的解釋，這部分需要跟學有專精的學者合作，但這種人難找。最後，台灣雖然從十年前開始成立許多東南亞研究所（前年甚至成立東南亞研究學會），而中經院和台經院也有相關的研究計畫，但這個學群（如果有的話）似乎並沒有看到明顯的累積成果。
關於資料庫這東西，其實是受各校預算與研究方向所限制的，『沒有收集』，或許還說的過去。但是後兩項卻是台灣區域研究的大問題。固然說『區域研究』是強國經濟戰略的馬前卒，不過，十年過去還沒有累積，也讓人太納悶了。
類似的感慨在下午讀的那本黃樹仁的《心牢》裡也有提到。首先是比較研究的必要性：
『沒有比較研究，就不可能產生有意義的評價或因果推論。即使是對單一個案的描述，也莫不建立在比較研究的基礎上。...多數作者都抱持類似觀點，都在進行此種隱性的比較，因此很少明確陳述本身研究所包含的許多價值假設與預設知識』其次是關於國外資料的不易取得：
『訂購國內外統計期刊其實都不昂貴，甚至可能是免費的。但不只是大學與中研院圖書館疏於準備這些最起碼的教育工具，連國家圖書館的目錄上也找不到國外統計期刊。教育部與國科會在高談學術卓越之餘，何妨先協助與督導各大學與研究機構改善統計期刊等社會科學研究的基礎設施。花錢很有限，對認真的學者卻很有用。』我雖然不是一個認真的學者，但憑我多年的『國家統計查帳』經驗，看到這幾段話，也只能點頭如擣蒜。
或許對某些人來說，統計資料是毫不重要的東西，也說不出什麼有意思的故事。但說這話的人如果看過裴元領的博士論文，那他肯定得把這化給吞回去，因為老裴就是結結實實地用不同的統計資料說出台灣戰後的經濟社會史。那本像磚頭一樣的論文，還真有年鑑學派的味道。
我自己跟老裴共事那一年最大的感慨是，即使他的資料很豐富，可是因為沒有一個跨國的比較研究，因此大家對他許多觀點都是『喔，那又怎樣？』的反應。可是，用統計資料作比較研究，也不是那麼簡單阿。光是要找到同樣的統計欄目，就得花一番力氣了，更何況是去解釋統計背後的社會事實。
說來說去，還是感嘆台灣區域研究圈的勢單力薄。翻翻這期的台灣社會學通訊，裡面有一篇『台灣區域研究座談會』的會議記錄，講的也是類似的問題--經費、合作、網絡、訓練。喔，對了，龍井的中國研究中心要關門了。都還開不到兩年呢。
搞到最後，在台灣搞區域研究就好像在比誰的『個人網絡』強，因為並沒有一個『組織』的，甚至『制度的』網絡在背後支持整個學術社群。長此以往，總不是件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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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際合作/ 科際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