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在高雄設計節論壇上,我曾說過:
我們需要的,不只是開啟設計師的「社會學之眼」,也需要活化社會學徒的「設計師之手」,不然我們終究是個「思想上的巨人,行動上的侏儒」。對我來說,行動的開始不是一個有著高深理論背景的方案策略,行動始於我們對生活的觀察,然後從小地方開始著手。即使只是用簡單的工具,但也是有影響社群,改變社會的可能。即使一開始只是很小的行動,卻可以在持續的練習中不斷累積經驗,並且捲動更多人一起參與。
之所以有這樣的感觸,或許是因為從踏進部落格圈開始,雖然網路工具對自幹族來說十分方便,鍵盤敲敲就可以透過文字聲音影像串連做些什麼,但心裡卻越來越不踏實。不踏實,不是因為我們屢戰屢敗孓然一身,而是當訊息流動越快速,鄉民集結越迅猛時,我卻越來越渴望某種能摸到的、某種有重量的事物。那怕這事物是需要時間成長,我都希望能在一旁看著它的變化。 

今年一月,我轉換合約到「邊緣社區。認同再造」計畫,一個以旗津海軍第四造船廠技工宿舍為基地的課程計畫。海軍第四造船廠技工宿舍,座落在旗津北汕尾巷6號。旗津北汕尾從日治時期開始,就是重要的漁船製造基地,港邊也多是台灣倉庫株式會社的倉庫建物。1950年,原本在浙江舟山的定海工廠(後更名「海軍第一工廠」)因應國共內戰情勢變化,決定將人員與設備遷廠旗津,當時此地所見是一片荒地,到處都是彈坑,是日治時期台灣倉庫株式會社所遺留下來,有一號倉庫及一間二層樓小木屋。工廠眷屬來台後,暫住一號倉庫內。1956年,海軍第一工廠更名為「海軍第四造船廠」,在高雄港務局同意撥移旗津部分港區作為海四廠用地,並將第七、八船渠開濬工程列為當年度的重要施政計畫之中後,在有計畫情形之下,開始在廠區內興建辦公室、廠房、修建四方碼頭、並在廠區附近興建浦口、定海、長塗新村,以及專供單身員工居住的技工宿舍。2000年,國軍執行精實方案,將海四廠併入左營勤務支援部為左支部旗津分區,技工宿舍成為單身老兵與退休技工的安身所在。2010年,軍備局計畫將宿舍歸還給港務局,於是開始要求宿舍住民搬離宿舍,或是隨其安置到屏東榮家。2011年,最後一位技工搬離宿舍。2012年,國防部預備拆除宿舍,砍樹整地交給國有財產署。幸好,前台南副市長許陽明在2012年初探訪技工宿舍後,被茂密樹林、多棟平房及古井深深吸引,立刻透過管碧玲要求軍方停止拆除,且引進中山大學社會系展開社區營造。經過一年多的交涉,2014年,國防部終於同意將技工宿舍借給中山大學社會系管理。這個社會系師生暱稱「旗津基地」的一方老屋,也成為中山社會系目前執行「邊緣社區認同再造」課程計畫的場域,希望能透過舢板製作、社區設計、技藝傳承等實作課程,將這都市邊緣老舊房舍翻轉為「旗津社會開創基地」。

我所接到的第一個任務,是以基地為場域,規劃一個五天的密集課程。想了很久,我決定就以「技工宿舍」這個空間為起點,開始一個名為「空間政治與社區設計」的工作坊。 

對我來說,「技工宿舍」是理解當代都市生活的關鍵空間。一方面,宿舍作為工人暫時性的住所,他們希望把這裡佈置成與工作環境有所區隔,甚至帶著「家」的感覺;但另一方面,宿舍作為工廠穩定勞資關係的設施,卻又會時常介入工人在宿舍中的生活起居。換言之,「宿舍」是介於工作場所與私人生活中的一個「過渡空間」,展現了勞工個人在面對工廠勞動體制時如何透過空間佈置來抵抗權力,想望未來生活。

然而,當工廠、宿舍隨著產業轉型而成為廢墟後,後來的都市更新計畫不是將工業遺址一筆抹消,就是鮮少將勞動生活納入文史保存計畫中,這對都市生活史的研究來說不啻為一種損失。因此,如何透過「社區設計」的方式,將工業遺址中原有的人與人、宿舍與社區、工廠與都市的關係再次展現出來,一方面反思工廠宿舍過去的空間政治,另一方面在宿舍遺址建造新的社會關係,會是這門課重要的學習成果。 

說實話,《馬拉松武士》這本書跟我期待的有段落差。

本來我想說,既然「安政遠足」是確有其事,到現在地方也還維持著這樣的活動,那作者應該是從史料中抽絲剝繭地回答:「為什麼安中藩藩主板倉勝明會選擇用馬拉松作為團結幕末武士的方法?這跟他所推動的西洋軍制有無關係?」甚至,是這個外來的西方運動如何被在地化地詮釋理解。

沒想到,這個有趣的背景只是被做這土橋章宏用來虛晃一招,書中主要著墨的,不是板倉勝明的想法,而是安中藩中各個不同階級的武士是怎麼理解馬拉松這件事,以及如何回應主公這個無法理解的命令。或是揣摩上意,或是奮力一搏,當這些武士一步步地踩著馬拉松的步伐時,那些「為什麼要跑?」的疑問也開始轉變成為「我可以怎麼跑?」的積極參與。這樣一個反身性的思考過程,讓板倉勝明的命令變得不再重要,重要的是「我」,一個武士,一個跑者,可以(或應該)與這場馬拉松建立什麼樣的關係?

而這,不就是每一個跑者在各自的馬拉松比賽中所經歷的心境轉變嗎?

我們何嘗不知道,在這些比蛋塔還多的馬拉松比賽背後,或是政治名聲,或是經濟利益,或是地方發展,或是文化認同,都有著各式各樣的精心算計。旁觀的人群也總是訕笑跑者連這些事情都看不穿。但對跑者來說,當你開始每一段路跑,那些算計就一點都不再重要了。因為重要的是你與跑步之間的關係,重要的是你在這場路跑中選擇用什麼樣的方式經歷它,重要的是這場比賽反應每個跑者背後什麼樣不同的選擇,與人生。

是的,跑步就是人生。

我們從來就不是在無知之幕背後開始跑步,我們的勇敢、怯懦、算計、掙扎,都會切切實實地左右著我們在賽道上踏出去的每一步。那踩下去的每一個腳印,都是有力量的當下,是有反饋的,是會疼痛的,偶爾是悔恨的,大半是爽朗的。

而,這就是人生啊。


一早,投票,突然想跑步回家,於是就沿著軍功路出發。經過六張犁,在想該找個時間去看看這些年就一直臥床不起的爺爺,也許等忙完猴大的工作坊再約時間吧。中午,接到父親的電話,淡淡地說:「爺爺上午過世了」。

我以為我會流淚啊,卻只是愣在街頭。

很少談爺爺的事情,該錄的音,也總是沒錄那件事情,家人也是不太提的。一切,好像就收在那口皮箱裡,封著。

都過去了,一路好走。

願您息了地上的勞苦。你跟阿嬤的相片,我都還收著,告別式時或許還用得到吧?至於那口皮箱,我會去問姑姑是否能交給我來整理。至於那些我答應你,卻一直未能完成的事情,就原諒我吧。

一路好走,都過去了。
黃爾尊,別名東之,1914年生於福建省福州市,妻陳珊梅,亦為福州人,長一歲。 
黃爾尊於立達學園初級中學部就學時,受胞兄復旦大學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負責人黃爾義影響,即在校園中組織讀書會,而後進入福建學院附屬中學,又和同學陳珊梅與孫克驥、吳源生、余長鉞等組織讀書會。 
1936年5月,黃爾尊在上海加入共青團,6月加入中華人民抗日義勇軍,與陳珊梅、孫克驥等隨全國救亡總會孫大光到香港,加入中國共產黨,奉中共南方臨時工作委員會指示,於11月返福州於閩中特區委員會下成立福州市工作委員會,擔任書記,並領導福州大眾社。1937年2月,與陳珊梅結婚,隨陳珊梅至上海大夏大學升學。 
1938至39年間,在福建省永定縣任福建省戰時民教人員訓練所戰時民教指導員。1939年冬天,與黃爾義同赴武夷山馬列主義研究班受訓,由中共福建省委書記曾鏡冰指導,後因病返福州,再出任南平縣政府督學,與《南方日報》記者路世坤有所往來。陳珊梅1943年清明節前後,黃爾尊夫婦以涉嫌叛亂,分別被憲兵團逮捕,移送福建省保安處偵訊,於1944年5月保釋,後任沙縣司法處書記官長、樂縣司法處書記官,陳珊梅則執教於沙縣縣立中學。 
1946年7月,黃爾尊來臺於《臺灣新生報》擔任國際版主編,陳珊梅則獲聘任教於臺灣省立建國中學。黃爾尊於228事變期間一度被捕,無罪開釋,其後歷任臺灣省民營企業輔導委員會督導員、臺灣省政府建設廳督導、行政院僑務委員會第三處專員。1950年6月,妻弟陳力群自福州來臺依靠,自云奉福建省臺灣工作委員會命來臺從事地下黨組織工作。1951年1月,陳力群不幸行藏敗露遭到處決。 
1955年8月,黃爾尊夫婦依〈前在大陸被迫附匪份子辦理登記辦法〉向臺灣省保安司令部辦理登記,僅言1940年曾參加左傾之生活教育社,其餘事蹟皆隱匿未報。1956年,保安司令部清查福建共產黨人在臺灣情形,1957年11月1日,依《臺灣公論報》總主筆倪師壇與《臺灣新生報》地方通訊組主任路世坤之口供,逮捕黃爾尊夫婦,以未正式脫離中共而認定仍在叛亂,判處黃爾尊無期徒刑,陳珊梅有期徒刑15年。 
1975年4月總統蔣中正逝世,黃爾尊獲減刑出獄。 
2016年1月16日,黃爾尊於六張犁家中過世。
在猴大當了兩年多的專案,整個「海洋生物資源永續發展」課程計畫中十三門課,我負責四門。從基礎的「政治經濟學」,進階的「海洋政策行銷」、「漁業政策與地方政治」,一直到最後的「實作課程」,都會看到我。這對從都市研究出身的我來說,著實是個挑戰。

大概是第一年結束時,我不得不去想,「如果我們要導引學生真的從頭到尾走一遍的話,課程之間要怎麼銜接才好?」於是,從第二年開始,我就嘗試著在自己負責的四門課之間建立一些銜接的介面,甚至「客製化」地調整內容(感謝萬能助理雨飛)。一年多去,累積了一些經驗,而這些經驗,大抵就是我在寫2025計畫時的基本思路。

寫那份計劃書,難免會把「海洋」兩字大書特書(科科),但總覺雖然這都市一直在講「海洋城市」(甚至「海洋立國」、「海洋立校」),但在那些研究中,海洋好像一直都是在「那裡」,在外頭的。可是海洋在都市紋理、居民生活中,海洋明明是在「這裡」,在裡頭的。於是我開始在想:「有沒有可能在我熟悉的都市研究中,把海洋的議題帶進來?」

然後,就決定開始「SOCEAN Lab | 灣岸研究室」這樣一個個人課程計畫。

簡單的說,我想用自己的方式,嘗試著把「海洋」議題帶入都市社會學研究中,進而摸索出一條在現實生活中崎嶇可行的實作小路。十天後要開始的「技工舍」是第一個嘗試,接下來還有「海都」跟「都社」可以作練習。我希望可以在這些課程練習中,看到一些可能的出路。

以上,是為上線誌。
從沒想過這次會這麼慘烈。

年過四十,總覺得身體有什麼開關像是突然被人關掉了,懶懶地提不起勁。先是跑步均速越來越慢,接著出門練跑的時間越來越晚,最後是不按表操課的次數越來越多。就連到了比賽當天清晨,都是急急忙忙地趕到會場寄物,連熱身都來不及。

就出發了。

雖然說這次有按成績分區的設計,但槍響那刻,全馬跑者跟半馬跑者還是混著起跑了。好在先繞信義計畫區,再直線跑仁愛路的設計多少拉開跑者之間的距離,所以跑起來還算愜意。加上天氣微涼,所以就54分10K、1小時49分20K、2小時48分30K,按照計畫地完成了前半段的賽程。

本來還想說這次應該可以順利地把時間壓在四小時內吧?但馬拉松果然是30K之後才開始的

就從32K開始,先是左小腿抽筋,然後是右大腿抽筋,本想強迫自己一拐一拐地前進,但後來還是認份地停下來休息一陣。唉,果然是練習不夠啊。

保羅說:「每個人的工程將來要顯露,因為那日子要把它顯明;原來它要被火顯現出來,這火要考驗每個人的工程是怎樣的」(林前3:13)。瞧,這30K的關卡不就是火一般的試煉嗎?就因為練跑時偷懶,沒跑過30K,所以身體跟心理根本就忘記那是一種什麼樣的感覺,然後就在那啪的一聲,試煉像盜賊般來到,人就倒下去了。任憑

看著那些原本在我後頭的跑者,一個個地超過去,我在那似乎怎麼都跑不完的地下道,聽著前方信義路基隆路交口傳來的鼓聲,咚咚,咚咚。

就這麼懊惱著。
對一個社會學家來說,被邀請在高雄設計節開講,多少是有點意外,而這當然是與近來「社會設計」(Social Design)這概念方興未艾有關。社會學,這個在我研究所時期不斷自問著:「讀這個出來能幹什麼?」的學科,現在好像變成很多領域需要的搶手貨。從社會資本(Socail Capital)、社會創新(Social Innovation)、社會企業(Social Entreprenuer)、社交媒體(Social Media)、大數據(Big Data),一直到社會設計,都可以看到社會學常用的概念在相關討論中被提及,社會學者在課堂上也終於可以抬頭挺胸跟同學說:「你們出去可以作這個那個這樣那樣的工作」。

特別是在去年「佔領立法院」的行動中,台灣社會學界的師生也是其中很重要的一股力量,許多重要議題的討論在運動期間中浮現,人們在後太陽花時期也熱切地尋找一種解決問題的方法。「社會設計」是眾多解方的其中之一。論者主張「社會設計是為 90%的公眾設計,維持每一位社會成員基本的、有尊嚴的生活」,因為「社會創新是應用社會科學的知識,解決社會的問題,滿足公眾的需求,達到公共的利益,而操作的方法是得到社會資源、社會支持,並且是可以推動的。社會創新的具體落實,是透過社會設計」。

聽起來很重要,對吧?但對大多數的社會學者而言,你問他「什麼是社會設計?」他的反應可能就像是放空的井之頭五郎,茫然佇立在街頭。因為他從這個問題所想到的,可能是連串的提問:什麼是社會?什麼是設計?物件與社會的關係?誰才是真正的90%?抵抗如何可能?這些問題,社會學者都沒有明確的答案,或者說,研究的樂趣就在於看這些答案在不同時期、不同社會、不同脈絡中有什麼樣的選擇可能。因此,老實說,不同於設計圈、社企圈、創業圈對「社會設計」的熱切討論,台灣社會學界對「社會設計」這概念大多抱持著「嗯~聽起來有意思~」的觀望態度。可當作研究生的都知道,當老闆說這句話時,就表示他其實想結束這話題了。

因此,在台灣社會學界,我的觀察,就兩種人特別會把「社會設計」當作發語詞。一種是碇司令這種核心人物,他們把社會設計當成人類補完計畫,認為社會學之眼可以穿透問題的迷霧直指事物的系統問題,然後透過設計方式逐步解決問題,進而改造社會。另一種,就是像我這種,是在教育現場的第一線作戰時,不停地像碇真嗣怒吼著:「這是什麼啊?!這個使徒也太厲害了吧!為什麼是我要面對啊?我可以做到嗎?!」

而我們這種人,姑且稱之為「專案學術契約工」吧,之所以被迫面對使徒,則是因為教育部近年來各式各樣的大型課程計畫。從「智慧生活整合性人才培育特色大學計畫」「科學人文跨科際人才培育計畫」「人文及社會科學知識跨界應用能力培育計畫」,到「大學學習生態系統創新計畫」,教育部資科司每年有上千萬的預算投入各大學進行這樣的課程計畫,也養活了像我這樣的學術契約工。這些你永遠記不得名字的計畫,如果用關鍵字雲分析的話,大抵就是跨科際人才、跨科際人才、跨科際人才。反向推論,這些計畫表示本國大學教育面臨的問題:學術本位主義、無法培育人才。

以我過去兩年所參與的計畫,「海洋生物資源永續發展計畫」為例,這計畫想做的就是試圖透過這樣一個整合學程來培育能解決海洋生物資源問題的學生。在這14門課中,我負責4門,從基礎的政治經濟學,到進階跨領域的海洋政策行銷、漁業政策與地方政治,到最後端的實作課程;台北市都發局局長林民洲說他就是文創,那請容小弟我弱弱說一句:「我就是學程」。這些課程,如同其他計畫的課程,有著要引導學生跨科際學習的野心,但實際在課堂上,學生一聽到跨科際,就是這種表情:疲累。為什麼?因為他不知道這跟我過去修的課程有什麼關係,然後這些課(特別是我的課)又操到他沒有多餘時間顧及他現在要修的其他課程,最後也最重要的是,這些課程要求實作,但一學期做完之後呢?這跟我的未來到底有什麼關係?

因此,當我2013年參與這計畫,跌跌撞撞地走完一年後,我發現我得想辦法改變這個問題。首先,我需要讓這些課程是「可持續」的,不光是我開的四門課之間有連續性,更重要的是讓修課學生覺得他們學的概念、作的事情是可持續的。其次,我需要一個「田野地」,一方面長時期觀察一個社區的問題變化,另方面讓學生可以在之前的基礎上繼續前進。最後,我需要一個「方法論」,一個清楚可操作的方法,讓學生在學習與執行的過程中可以反身性地思考自己目前所處的位置。在這些考量下,我選擇了用「設計思考」(design thinking)來規劃我後來所開設的課程。因為這個流程其實很像社會學者在思考或解決社會問題時所習慣的方式,長時期的田野,先發散後收斂的問題分析,提案後不斷與使用者進行測試,如此反覆。當然,也許因為研究興趣,或是課堂限制,大多數的社會學者只走完第一個菱形,但我希望我可以在課程中帶著學生走到第二個菱形。

方法論有了、可持續有了,我需要一個田野地。我選擇了「蚵寮」。

蚵寮位在高雄北部,是很重要的沿近海漁港,對我來說,它具體而微地體現了高雄這個海洋城市的發展歷史與結構困境。蚵寮人原本世居左營桃子港,日治時期因為左營軍港的闢建而往北遷移,後來隨著高雄工業發展而開始人口外移,雖然因為洋流跟烏魚有著豐富的漁業資源,但1980年代後一直面對著石化工業園區工業廢水的污染威脅。1990年代中期後,烏魚的捕獲量越來越低,海邊的消波塊越丟越多,從事漁業的青年也日漸減少。烏魚產量的減少,就跟其他的魚種一樣,與漁民過度捕撈有高度相關,尤其是近年中國漁民的大規模捕撈,幾乎是從台灣海峽上方就直接把野生烏魚全部攔截。烏魚的消失,改變的不只是蚵寮漁民的收入來源與捕撈方式,更包括海岸地景,乃至宗教信仰。當然,在低迷過幾年後,蚵寮最近又重新成為注目焦點,漁會在這過程中扮演積極的角色,而蚵寮小搖滾更是讓人驚艷,不過在我們深入訪談後卻發現,這兩組行動者卻代表著兩組不同的社會網絡。這樣的網絡結構,一方面反應了都市化、工業化對漁村社會的影響,另一方面也標示著返鄉者與移居者要進入蚵寮工作時所要面臨的社區結構。

那麼,「設計」在這裡頭可以扮演什麼角色?

在我們的訪談過程中,漁會總是會拿出他們設計出來的漁產加工品包裝,烏魚形狀啦、八角簍形狀啦,說這些包裝可是得到iF紅點獎呢。但我覺得更關鍵的設計其實是魚貨的包裝。一個真空包裝的竹筴魚,它背後是一整串捕撈、處理、冷藏、配送、店面的產業鍊,跟一尾裝在紅白塑膠袋中的竹筴魚相比,意味著不同的生活型態,以及產地經濟型態的改變。換言之,「包裝」是可以說故事的,說消費者故事,也說生產者的故事。很可惜的是,梓官漁會雖然有了HACCP認證,也開始作電商販售,但是他們做的跟其他業者沒有太大的差別。網站上可以買到波士頓龍蝦跟北海道鱈場蟹,包裝上只打上戀戀蚵仔寮,消費者沒有辦法從這設計中知道更多事情。好比說,有沒有可能透過對漁貨包裝的重新設計,我們不只是購買一尾鮮魚,更能了解漁獲的時令?甚至透過QR Code的掃描知道它的生產履歷,乃至會想到它的產地蚵寮看看?有沒有可能透過魚市場的重新設計,讓觀光客不只是購買魚貨,還能認識蚵寮的漁業文化與環境教育?有沒有可能在這個重新設計魚貨、重新設計魚市場的過程中,我們逐步建立一個「社區支持型漁業」,改變消費者只求便宜大量的消費方式,也改變漁民過度捕撈的生產方式,進而促成漁村不同社會網絡的合作?

這樣一個改變的過程,就是Gordon Hush在日前「台北設計設計城市展」的論壇上說的:「設計師的任務已經不再只是單純的創造一項作品,而是必須設計一套系統或制度,以成就人們所需要的生活方式」。

要促成這樣的改變,我們需要的,不只是開啟設計師的「社會學之眼」,也需要活化社會學徒的「設計師之手」,不然我們終究是個「思想上的巨人,行動上的侏儒」。對我來說,行動的開始不是一個有著高深理論背景的方案策略,行動始於我們對生活的觀察,然後從小地方開始著手。即使只是用簡單的工具,但也是有影響社群,改變社會的可能。即使一開始只是很小的行動,卻可以在持續的練習中不斷累積經驗,並且捲動更多人一起參與。



(本文是2015/11/14在「高雄設計節—人本時代設計論壇」上的發言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