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們要理解大學在城鄉發展過中的角色？那我們應該把大學（普通、技職）、城市、鄉村分成三個不同的主體來思考這問題。不可諱言的，在過去幾十年城鄉發展過程中，大學扮演的一直是把鄉村青年往城市輸送的角色，說得更精確點，是把南部青年往北部送的角色。鄉村青年大學畢業後，留在城市工作結婚成家立業，一代一代的年輕人就這樣從農村的土地上被拔起來，移植到都市叢林裡。
這樣的情況，老實說一直要到「少子化」的危機出現了，大學才開始在想如何立足地方，穩定學生來源。但也是在這時候，台灣過去「南北失衡、城鄉失調」扭曲式的空間發展模式讓城市過度擁擠，農村過於老化，大學這時候想逆勢把青年由城市往鄉村帶，甚至建立與所在社區城市鄉村合作機制，挑戰不可謂之不大。大學總是說要建立一個「城鄉共好，人才共創」的平台，但這平台卻正在燃燒。
首先，大學雖然試圖從解決地方問題來與社區攜手，但它畢竟是一個「教學單位」，沒有多餘人力處理問題解決過程中的繁雜瑣事，在問題界定與解決方式上也必須回到教學面來考量。所以，雖然我們的確可以花兩到三年的時間把真實問題轉換成教學過程中的各種任務包，但對社區居民或城鄉政府來說，他需要的並不是大學從這過程中發展出什麼不一樣的教學方式，他要的有時候就是一間可以解決問題的顧問公司。越快越好。但大學不是顧問公司。因此，「目標不同」會是阻礙合作的第一個石頭。
其次，在社會參與的過程中，雙方使用語言的不同也會造成彼此在溝通合作上的阻礙。「語言不同」這件事並不只是像之前海院同仁在執行計畫時常說：「我們只會跟數據說話，偶爾跟魚說話，像跟社區說話溝通建立關係這種事情，還是要靠社會系啊」。更重要的，是在「科學知識」與「公民知識」之間需要一個「轉譯者」，讓社區（特別是農村社區）可以站在與大學平等的基礎上來討論事情。但這一方面會衝擊到前述大學作為一個教學單位對於「何謂知識？」的問題，另一方面則牽涉到最後一個障礙，也就是雙方社會網絡能否接起來的問題。
過去，社區大學、社區營造一直被視為台灣地方社會活力的展現，但近年來有許多研究開始反省在社造過程中地方頭人文化的問題。然而，當大學要開始與地方合作解決問題時，若不是與備受肯定的地方社造團體合作，就一定會在要不要與現有社區組織合作的兩難。有時候，大學會想要繞過現有盤根錯節的頭人網絡，試圖建立新的合作網絡，但這過程中的眉眉角角實在不足與外人道。更多時候，大學可能會被迫與現有的頭人網絡妥協，以利目標推動，但縱使在彼此不同的目標之間設立防火牆，原本預期的社會效應也已經大打折扣。
那麼，該怎麼辦？我們該如何強化大學與城鄉的連結？又如何由外而內地帶動大學學習生態的創新呢？
老實說我很想直接說「不知道」，因為如果我有答案的話，這計畫就已經作完了。但我是真的不知道，我只是隱約地覺得有那麼一個方向，那答案或許就在「年輕人」身上。
兩年前，我曾經邀請新加坡國大社會系的何光中老師到我都市社會學的班上演講，研究社區發展與青年流動的他劈頭就問同學說：「你們有多少人畢業後想留在高雄？」嗯，不少人舉手「但你覺得你會留下來嗎？」啊，好多人手放下「為什麼不呢？」沒有工作、環境污染、都更太快，同學們開始七嘴八舌「那高雄市政府有做什麼努力要把你們留下嗎？」嗯，沒有「那學校有跟市政府採取什麼合作方式嗎？」啊，還是沒有「所以，你們還會想留下來嗎？」
大學、城市、鄉村，雖然共同面對的真實問題有百百種，但最根本，卻也最常被忽略的，其實是：「我們要怎麼讓年輕人留下來？」尤其是，當年輕世代已經厭倦這個「南北失衡、城鄉失調」的鬼島，開始想回到故鄉用自己的力量解決城鄉問題時，大學在這過程中有沒有想過自己可以怎麼與這群年輕人一起合作？還是，我們仍舊在課程設計上、在行政程序上、在校園空間上，把他們當作「受教育者」，而不是「自主學習者」？我們需要足夠的時間、容錯的機制，以及年輕人的參與，但這些都與「現有」的大學運作機制扞格不入。若是如此，老實說再多的教育部課程計畫恐怕也難以達到創新大學學習生態的目標。
因此，即使大學現在是個燃燒的平台，是個眾人曰之失效的年代，但我們能改變困境的武器還是「課程」。畢竟我們是一個教學單位。以新聞媒體為例，那是另一個眾人曰之失效的產業，但Jeff Jarivs在CUNY新聞研究所做的課程實驗卻讓我們看到一個改變的可能，一個課程改造如何改變學習生態的可能。在讀《媒體失效的年代》這本書時，Jarvis說媒體的工作就是「協助社群組織知識，以便他們能夠把自己組織得更好」，而這不也是我們在大學想做的事情嗎？
那我們可以怎麼做？從我的經驗來看，有以下三點建議：
1.創造一個回流率高的課程
山崎亮在做家島的社區設計時，說：「不是打造出只讓一百萬人來訪一次的的島嶼，而是規劃出能讓一萬人造訪一百次的島嶼」而我覺得課程計畫也該是這樣。課程計畫往往在想做大事，修課人數、social impact，每個計劃都在盤點尋找適合且願意的老師來開課。我們把空間撐大，一學年有近千人修了這計畫課程的課，但學生修課之後呢？老實說我們很少在追蹤。
我們在SHS做過一次「學生流向調查」，想知道學生修完這門課之後會修什麼課，好開發課程之間的合作。我們發現，老師們總是習慣設計一個「基礎、進階（跨領域）、實作」的課程架構，但學生選課不是如此，他們往往是從進階的跨領域課程進入，然後有的往下修其他領域的基礎課程，有的往上修實作。所以，也許我們應該試著把跨領域課程成為學生進入這個真實問題場域的入口，然後讓學生在這計畫中發展自己。
因為從學生流向中，我們的確發現有一群學生一直回流、跨系，幾個人帶著一個議題在不同課程中一年兩年地發展著。而這不就是我們想要讓學生建立起來的自主學習能力嗎？我們不是期待他們可以發展出「使命」（mission）嗎？但現實是，mission會與各系所的課程地圖起矛盾。
2.開新課不如改舊課
計畫課程常常在開新課，用各種跨領域實驗創新方法，但是當計畫結束，這些跨領域的新開課就消失了。消失的不只是課程，也包括專案教學人員。而這已是全球大學教育現況。三年前在RGS-IGB，一位從巴黎來的學者就曾提到：「我們雖然一直想鼓勵學生進入社區，但現實是，對我們這些拿教書契約的臨時教師來說，有時候我們是在學期前才拿到一個學期的聘書，雖然你有三個月的教書期間，但是你只有一個月的時間去想要怎麼帶學生進入，然後一學期後，又不知道接下來是如何？」
而如果我們每年投入那麼多預算、爆掉那麼多肝，最後卻船過無痕，不是一切虛空嗎？也許，計畫該鼓勵的不是設計新課程（即使只是要求一兩門課），而該鼓勵對舊課程的改造，從選修、通識、學程，到必修，這樣才有辦法回應關於「計畫如何傳承？」的問題。
3.讓學生進入課程委員會
某些系所會讓學生加入課程委員會，可那多半只是聽學生對課程必選修數量的意見，當學生要對課程內容提出意見時，老師往往會拉起非請勿入的警戒線。我們把課堂當作我們的聖殿，不容他人說三道四。我們把學生當做課程的「消費者」（consumer），但mission需要的是「生產性消費者」（prosumer）。
所以，有沒有可能，我們在規劃課程時能夠先以焦點團體的方式知道學生的需求？有沒有可能，我們可以讓學生提案說：「我們修過了什麼課，我們想要發展某個專案，想要請這位老師與那位老師合開一門這樣的課？」有沒有可能，我們能真的把年輕人當做大學創新的夥伴。
最後，也最重要的是，我們時常說社區政治很複雜，課程計畫要進入社區就是要淌政治混水。但公共政策學者Maarten Hajer說：「不是社區預設政治，而是政治形塑社區」。試想，如果我們想建立一種新政治，不管是那政治是巨觀還是微觀，我們都是在，也必須在，牽動一個新的社區、一個新的社群的出現。而這才是動真格的高教改革。
1990年代中期，在解嚴自由化，以及教改團體廣設高中大學的要求聲中，高教擴張開始；不只是數量上的擴張，更是地理上的擴張。這些新成立的大學雖然讓莘莘學子到了鄉村，但大學與所在社區之間，仍有一層不能說的「膜」相隔彼此。這不是說在都市中的大學就與所在社區就水乳交融，而是當地方對於新設大學的期待（或政治人物的政策口號）是「大學城引領地方發展」時，失望恐怕多於期望。於是，即使到了近乎「一縣一大學」的現在，位在鄉村地區的大學時常出現「週末學校像空城，師生城鄉兩頭跑」的情況。對社區居民而言，這些大學就像長頸鹿一樣，腳踩著地方，眼睛卻總是看著遠方。
這樣的情況，老實說一直要到「少子化」的危機出現了，大學才開始在想如何立足地方，穩定學生來源。但也是在這時候，台灣過去「南北失衡、城鄉失調」扭曲式的空間發展模式讓城市過度擁擠，農村過於老化，大學這時候想逆勢把青年由城市往鄉村帶，甚至建立與所在社區城市鄉村合作機制，挑戰不可謂之不大。大學總是說要建立一個「城鄉共好，人才共創」的平台，但這平台卻正在燃燒。
要建立大學與所在城市鄉村之間的合作機制，這是許多大學現在面對的問題，也是我過去參與相關課程計畫的核心關懷，我們試過從「解決真實問題」、「建立校外場域」不同的方式試圖強化大學與城鄉的連結。但實際執行上卻困難重重。目標不同、語言不同、網絡不同，這是三個主要阻礙大學與城鄉合作的原因。
首先，大學雖然試圖從解決地方問題來與社區攜手，但它畢竟是一個「教學單位」，沒有多餘人力處理問題解決過程中的繁雜瑣事，在問題界定與解決方式上也必須回到教學面來考量。所以，雖然我們的確可以花兩到三年的時間把真實問題轉換成教學過程中的各種任務包，但對社區居民或城鄉政府來說，他需要的並不是大學從這過程中發展出什麼不一樣的教學方式，他要的有時候就是一間可以解決問題的顧問公司。越快越好。但大學不是顧問公司。因此，「目標不同」會是阻礙合作的第一個石頭。
其次，在社會參與的過程中，雙方使用語言的不同也會造成彼此在溝通合作上的阻礙。「語言不同」這件事並不只是像之前海院同仁在執行計畫時常說：「我們只會跟數據說話，偶爾跟魚說話，像跟社區說話溝通建立關係這種事情，還是要靠社會系啊」。更重要的，是在「科學知識」與「公民知識」之間需要一個「轉譯者」，讓社區（特別是農村社區）可以站在與大學平等的基礎上來討論事情。但這一方面會衝擊到前述大學作為一個教學單位對於「何謂知識？」的問題，另一方面則牽涉到最後一個障礙，也就是雙方社會網絡能否接起來的問題。
那麼，該怎麼辦？我們該如何強化大學與城鄉的連結？又如何由外而內地帶動大學學習生態的創新呢？
老實說我很想直接說「不知道」，因為如果我有答案的話，這計畫就已經作完了。但我是真的不知道，我只是隱約地覺得有那麼一個方向，那答案或許就在「年輕人」身上。
兩年前，我曾經邀請新加坡國大社會系的何光中老師到我都市社會學的班上演講，研究社區發展與青年流動的他劈頭就問同學說：「你們有多少人畢業後想留在高雄？」嗯，不少人舉手「但你覺得你會留下來嗎？」啊，好多人手放下「為什麼不呢？」沒有工作、環境污染、都更太快，同學們開始七嘴八舌「那高雄市政府有做什麼努力要把你們留下嗎？」嗯，沒有「那學校有跟市政府採取什麼合作方式嗎？」啊，還是沒有「所以，你們還會想留下來嗎？」
因此，即使大學現在是個燃燒的平台，是個眾人曰之失效的年代，但我們能改變困境的武器還是「課程」。畢竟我們是一個教學單位。以新聞媒體為例，那是另一個眾人曰之失效的產業，但Jeff Jarivs在CUNY新聞研究所做的課程實驗卻讓我們看到一個改變的可能，一個課程改造如何改變學習生態的可能。在讀《媒體失效的年代》這本書時，Jarvis說媒體的工作就是「協助社群組織知識，以便他們能夠把自己組織得更好」，而這不也是我們在大學想做的事情嗎？
那我們可以怎麼做？從我的經驗來看，有以下三點建議：
1.創造一個回流率高的課程
山崎亮在做家島的社區設計時，說：「不是打造出只讓一百萬人來訪一次的的島嶼，而是規劃出能讓一萬人造訪一百次的島嶼」而我覺得課程計畫也該是這樣。課程計畫往往在想做大事，修課人數、social impact，每個計劃都在盤點尋找適合且願意的老師來開課。我們把空間撐大，一學年有近千人修了這計畫課程的課，但學生修課之後呢？老實說我們很少在追蹤。
因為從學生流向中，我們的確發現有一群學生一直回流、跨系，幾個人帶著一個議題在不同課程中一年兩年地發展著。而這不就是我們想要讓學生建立起來的自主學習能力嗎？我們不是期待他們可以發展出「使命」（mission）嗎？但現實是，mission會與各系所的課程地圖起矛盾。
2.開新課不如改舊課
計畫課程常常在開新課，用各種跨領域實驗創新方法，但是當計畫結束，這些跨領域的新開課就消失了。消失的不只是課程，也包括專案教學人員。而這已是全球大學教育現況。三年前在RGS-IGB，一位從巴黎來的學者就曾提到：「我們雖然一直想鼓勵學生進入社區，但現實是，對我們這些拿教書契約的臨時教師來說，有時候我們是在學期前才拿到一個學期的聘書，雖然你有三個月的教書期間，但是你只有一個月的時間去想要怎麼帶學生進入，然後一學期後，又不知道接下來是如何？」
而如果我們每年投入那麼多預算、爆掉那麼多肝，最後卻船過無痕，不是一切虛空嗎？也許，計畫該鼓勵的不是設計新課程（即使只是要求一兩門課），而該鼓勵對舊課程的改造，從選修、通識、學程，到必修，這樣才有辦法回應關於「計畫如何傳承？」的問題。
3.讓學生進入課程委員會
某些系所會讓學生加入課程委員會，可那多半只是聽學生對課程必選修數量的意見，當學生要對課程內容提出意見時，老師往往會拉起非請勿入的警戒線。我們把課堂當作我們的聖殿，不容他人說三道四。我們把學生當做課程的「消費者」（consumer），但mission需要的是「生產性消費者」（prosumer）。
所以，有沒有可能，我們在規劃課程時能夠先以焦點團體的方式知道學生的需求？有沒有可能，我們可以讓學生提案說：「我們修過了什麼課，我們想要發展某個專案，想要請這位老師與那位老師合開一門這樣的課？」有沒有可能，我們能真的把年輕人當做大學創新的夥伴。
最後，也最重要的是，我們時常說社區政治很複雜，課程計畫要進入社區就是要淌政治混水。但公共政策學者Maarten Hajer說：「不是社區預設政治，而是政治形塑社區」。試想，如果我們想建立一種新政治，不管是那政治是巨觀還是微觀，我們都是在，也必須在，牽動一個新的社區、一個新的社群的出現。而這才是動真格的高教改革。
（第二屆全國教育創新營發言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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