姑姑家還是一樣的髒亂，我每次去看爺爺時，都會這麼嘀咕著。我和他坐在客廳那搖晃的藤椅上，我說著巴黎之行，他則高談我的未來。早習慣了。每次來看他，他都會叫我回大陸去看看，最好是在那唸書。而我也職業性的微笑以對。這天，他突然走回房裡，出來時遞給我一張明信片說：有沒有空？我們明天一起去？
那是政治受難協會寄來的通知單，說台北市政府過些日子（8月25日、26日）要為「馬場町紀念公園」辦個啟用晚會，前一天則有個「白色恐怖之旅」，說是要參觀當時的一些重要地點，包括軍法處、第四分局、警備總部，當然，還包括當時重要的刑場，馬場町。「去看看吧！」爺爺不放心的又說了一句，「我們好多難友都會帶他們的小孩去，去認識一下，他們將來都是你的朋友」。我猶豫了一下，答應了第一天的參觀，第二天的晚會則以約會推掉了。
第二天中午，還不到我和他的約定時間，爺爺就打電話到家裡問我吃完飯好出門。到了約好的公車站牌，他穿得很整齊，很高興的說：「走！走！走！我們早點去，多認識些人」。我們到市府的時間很早，但市府中庭已經有很多老先生、老太太在那聚著。爺爺瞇眼找了好久，這才發現一個以前同在綠島的難友。
「 ㄟ，ㄟㄟ，黃老、黃老，您來了！！」
「是呀，這我孫子！你呢？沒人陪你來嗎？」
「沒有……一個人就好了。一個人」
「喔………」
爺爺沒再些說什麼，像是怕探人隱私般的低頭不語。我看看周圍，除了拍紀錄片的南藝學生，和我一般年紀的人並不多。老人們多以男同學、女同學互稱，一邊感嘆歲月不勞人，一邊交換其他難友的近況。而我，小孩一個，則坐在爺爺身旁，好讓他們用滄桑的語調說著「幸福啊……」。
人越來越多，總算是要出發了。工作人員忙著叫老人排隊分車位、填表領胸章，爺爺則開始和另一個難友，談起近來中國建設大西部以及黃河乾枯的事。另一個爺爺也加入討論，熱烈的像是在關心自個兒家的後院。上車。沿著仁愛路直走到新生南路，我們就到了「四六事件」的現場，「第四分局」（今新生南路分局）。「這四六事件，當時就是因為………」48年還是師大教育系學生的姑丈，站在警局門口說著事件經過，剛出道的記者在一旁快筆記錄。老人們則開始交換起當時被抓的情形。重新裝修的警局，氣派的有些不協調。下大雨。匆忙上車，趕往下一個景點。
大概是話匣子開了，車上的解說員開始多話了起來。「各位，還記不記得？」是他習慣的開場白。爺爺老看著窗外，淡淡的說：「那裡是廈門街，我們剛來就住那，二二八後才到牢裡去的」。我點頭，想起爺在二二八那天是如何穿過新公園到新生報上班。暴民、軍人，與開膛破肚的孕婦。車子沿著羅斯福路，經過中正紀念堂，「這是當時的裝甲師基地」，爺說。車子到了下一個景點，軍法處（今來來飯店），工作人員請老人下車，但大家這會兒都不肯了。
「下去做什麼！不下去啦！我們之前都住在這呀！！」
是呀，下去做什麼。軍法處過去關的人有兩種，一種是紅頭鬼、一種是黑頭鬼。紅頭鬼是國民黨之前在大陸的敵後工作人員，叫回來後全關在這，理光頭，天天殺。黑頭鬼則是像爺爺他們這種，在台灣被抓的，沒剃髮，偵訊後或者移監到南所，或者送到馬場町。「我之前呀，被抓前，本來是在工礦局上班的，就在軍法處對面。我天天看那房子，覺得裡面怎麼都不透光的，黑的要命、又有哀嚎聲。後來自己進到裡面去，牢房剛好可以看見自己以前的辦公室，真好笑………」，爺在解說員忙著跟工作人員說何謂「二條一」時，淡淡的說著。
就在前往警備總部（今獅子林）的路上，解說員談起兩個今天不會去的地方，情報處南所、北所。「那個地方呀！真不是人待的，打你整的像個畜生似的。可兩旁的樓房偏又靠的近，住民天天可以瞧見裡頭凌虐人的樣子！！」「對呀！送到南所不是就出不來了嗎？」「那些打你的，還不都是台灣人！！」「所以我說嘛，分什麼省籍，做什麼才重要啦！」老人此起彼落的談著刑求的事，我側著頭在想南北所的正確位置。爺則把眼睛悄悄的閉上。就在中華路上，不知是誰起的頭，談起了二二八。老人們對於二二八的記憶，與我們常聽到的全然不同。沒有起義、沒有台獨，只有暴民和日本兵。就連對陳儀的評價，也是南轅北轍。「陳儀是個好官呀，他日本軍校畢業，娶的是日本貴族………歷史會還他個公道的。民進黨不能這樣扭曲歷史！！」解說員的語調突然高亢起來。旁邊的人則說：「說這幹嘛！那個蔣介石的走狗都可以當政治受難人了！！」我的記憶與老人的記憶混淆不清。
「我們都已經是日暮了，太陽早就過去了，對下一代，能說多少就算多少吧……」不知是誰的聲音，為方才的爭論劃上句點。車子停在獅子林旁。「你下去吧，我不去了」，爺說。就站在獅子林旁的路口，兩百多個老人。對街的工作人員，辛苦的揮動著自製的道具，大眼睛和白手套。十五分鐘後，工作人員催促老人們上車前往最後的景點，馬場町。長長的隊伍，就這麼沿著漢口街往中華路移動，對著一旁的年輕服飾店，顯得極為突兀。我站在隊伍的後頭，突然不知道他們為何要辛苦的走這一遭。
年老的自己，自己沿著傷痛的街道，用逝去的青春紀念年輕的自己。
市府的紀念活動，究竟是要誰紀念誰？
馬場町，在過去的南機場旁，靠河，是個凸起的小土坡。現在的南機場已經變成青年公園，破舊的住宅景觀，讓我驚覺台北還有這種地方。紀念公園位在水門外，我們得穿過剛下班的車陣才能過去。又下雨，很大。穿過水門看見公園，公園挺假，剛植的椰子樹根基不穩、剛鋪的石版壓過PU跑道。岸旁有個小土堆，應是作為先人的衣冠塚，兩旁的輓聯，則標示著他們當時的心境。公園內放著許多海報看板，上面貼著逝去者的照片、經歷，和他們的遺書。年輕的臉如果能夠燦爛的笑，會是什麼樣子呢？我沿著相片一張一張的看，漸漸和爺爺走散了。
海報旁，許多家屬忍不住落淚啜泣，大家互相攙扶著，緊握著滿是皺紋的手。小小的舞臺上，民政局長跟大家說著明晚的活動。天黑了。我們該回去了。
回程，工作人員發起點心餐盒。爺把餐盒交給我，要我收好帶回家，便又把頭望向窗外。我看不見他的眼睛。都老了。我們在新公園下車，轉搭18路回家。我選錯了路，老人在人行道上上下下、閃閃躲躲，很不好走。「我好久沒來這了……」，爺在收傘時，故做輕鬆的這麼說。在路上，他問我明晚的行程確定不能去，我點頭。「那我也不去了。那太累了，我都快看不見了」。
車子帶我們回到六張犁，我說要陪他走回去。「到這就好了，謝謝你喔，陪一個老人走路是很辛苦的」，爺爺仍然堅持一個人走回去，就像他今天一個人走來一樣。我說了再見，轉了彎。一半，覺得這樣還是不好，想回頭，卻已經看不到他了。他應該還沒走遠。是我自己錯過了。
回到家，把餐盒打開挑鹹的出來當晚餐。半個小時後，他打電話來，媽接的。「爺爺說他很謝謝你今天陪他去。他說他本來要請你吃晚餐，不過他實在是太累了，下次再請你吃」我一邊笑說神經，一邊把市府發的宣傳單拿出來攤平。
有一道折痕，一直弄不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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