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台灣的第二天，在聯合報看到一則報導「歐洲商會抱怨台灣難覓管理人才」的新聞。其中有一段話很有意思：
外商需要的人才，是要具備國際級水準，同時又要對本地市場非常了解的人才，許多國外唸書回來的人，不見得適用，因為他們對本地市場不夠了解，台灣應把國外最好的課程與教育帶到台灣來，使本地人才既具備世界水準，又對本國市場非常了解。
這新聞讓我想到新加坡從1990年代起，就積極拉攏國際知名的管理學院到新加坡設分校，例如Chicago GSB就坐落在新加坡的行政區附近（附圖）。除此之外，NUS的商學院跟新加坡管理大學也積極地對外招募學生。相較之下，我們似乎就很少看到所謂的國際學生到台灣各大學的商學院上課了。
這不是說所以新加坡就比我們「全球化」（不過你必須為他們的官僚能力獻上敬意），而是當「教育」逐漸成為跨國企業的好生意時（參見這篇文章），我們不禁要為台灣教育環境的封閉以及即將面對的衝擊感到憂心。同一時間，ACER的總座由義大利人出任，而王振堂說了一句很有趣的話：
不要問公不公平，輸了大家什麼都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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