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起點

這幾天，如果你有循著我的連結到苦勞網看一下的話，你會知道這幾天關於白米炸彈客楊儒門的文章佔據了整個版面。有的社運團體聲援他，有的人反對他。我很認真的看完相關的討論。但是卻有更多的疑惑。

poiesis在他的blog問了一個難以回答的問題：「一個為弱勢代言的姿勢或行動，如何可以不是另一種對於社會傷痛的政治剝削？」的確，我們或許可以同情，甚至同意，楊儒門行動背後的「動機」，但是當他的動機是以通過「社會恐慌」而成為「社會議題」時，我們是否還能夠接受這樣的做法呢？甚至，我們當然可以用各種說法，把楊儒門形容成「現代廖添丁」，但這種說法除了反應出台灣社會對國家機器的長期不信任之外，不也只停留在緬懷淳樸農村記憶的階段嗎？而且，難道我們反對媒體藉著臆測個人動機而妖魔化楊儒門的方式，就是透過更多的動人小故事來聖化他嗎？

但是，當我寫著這些疑惑的同時，我卻又必須問自己：除了用這種激烈的手段之外，農村還有什麼方式可以使自己的困境成為議題呢？如果我是用這種方式來看待楊儒門的話，我又要用什麼方式看待以色列與巴解之間長期的衝突與歷史呢？

在這事情上，任何一個願意思考的人都很難選邊站。

我不知道楊儒門是不是良心犯，甚至，我不知道什麼樣的人才算是良心犯。但我知道的是，正因為他這樣的舉動，開啟了我更多的疑問，鬆動了我原有的價值觀。而這種鬆動，使一個社會得以成長進步。

這篇文章，只是後續反省的一個起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