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們不上課

昨天，看著嗜書人對「教師罷教權」的「道德呼籲」，我突然想起一個人。是個老師。我想起楊sir。

認識楊sir的人都知道他的真誠。喜歡到夏威夷度假的他總是掛著大大的笑容，滿臉紅通通地告訴你：「我研究室裡的冰箱一直有冰啤酒，想喝的時候自己去拿」，雖然我總是沒去開過，不過他的好咖啡我倒是喝過不少。楊sir在學術研究上的紮實，也是我所敬佩的，尤其是當我看過他那個被國科會退件的計畫案草稿，更是對於他的「敢於挑戰」感到自慚形穢。他是個好老師。但我之所以想起他卻不是因為他是個好老師。

而是因為，他曾經罷教過一次。

是的，你沒看錯，他曾經罷教過一次，當著全班六十幾個人說：「今天我們不上課了」。

那是一個深秋的傍晚，我們準備要上「社會思想史」。我坐在教室的最後面，準備紀錄上課內容好預備下星期的助教課。中間休息的時候，一個學生跑出去跟楊sir商借個五分鐘時間為下星期的一場「運動」做宣傳。學生在講台上講的情緒激昂，楊sir在一旁笑笑的看。冷不防地，楊sir突然問了一句：「如果不收高學費的話，你們覺得有什麼方法可以保證授課品質？」

那學生呆了幾秒鐘，說：「總是有別的辦法的，反正收這麼多學費就是不對，就是商品化！就是要反對！！」

楊sir說：「我知道這些用詞，你只要告訴我用什麼方法」

學生說不出話來，只好用更多的口號來搪塞。台下的學生開始鼓譟。

「你們號稱搞學生運動的，就這點東西嗎？」楊sir又笑笑地說。

「反對高學費！反對商品化！反對不對等師生關係！！罷課！罷課！我們要罷課！！」那學生突然在講台上喊起口號。台下鼓譟地更厲害了。

「別想用學生運動那套來搞我！你們要罷課！我先罷教！今天我們不上課了！！」

就這樣，楊sir氣沖沖地離開教室。留下一群高興著不用上課的學生。

隔天我跟我老闆談起這件事，他略有微詞的說：「他總是這樣亂搞，老師能夠罷教嗎？」。也有學生跟系上課抗議說：「我們都付錢了，他憑什麼罷教不上課？！」幾年以後，楊sir離開相思林。而我的老闆，也因為受不了碩士班學生「上課懶懶散散、文章隨便翻翻、報告凌凌亂亂」，而在某個下午說：「今天我們不上課了！！」

教師有沒有罷教權？

今天我們或許會拿出學生的「受教權」來質疑教師罷工的正當性，甚至可能像嗜書人那樣熱血地說：「我心裡很憤怒，這些人把我們教書的，看成是啥東西？」、「可是老師有罷教權的這件事，我覺得對過去教過我的老師們而言，是一種汙辱，我說不出口」、「你於心何忍」、「即便有人作得到，我不能」。作為一種「出於個人、訴諸個人」的道德呼籲，這種說法完全可以被接受，甚至有一種「悲壯」的情緒在(雖然我不知道為什麼最後會扯到那群在波希戰役中戰死沙場的戰士)。但是這種道德呼籲，不管是「內容」或「形式」，能不能開啟任何對於教師在勞動環境與制度中所遇到的問題的討論呢？

嗜書人當然可以說他志不在討論制度問題，他只是想抒發一下自己的感覺罷了。但是其他「正職」教師，尤其是高中小學教師在她們日常工作生活中的感覺呢？甚至，當我們揮舞著「道德」的大旗要求可以組工會的老師們「不得視自身為勞動者、不得享有罷工權利」時，我們不是正從一個更高的位階說：「我不給你，是因為我怕你傷害到那些人，你要有道德阿...」。我們何德何能替勞動者決定他什麼時候應該用「罷工」這樣激烈的方式來逼使這個社會正視他所遭遇到的問題呢？你於心何忍？即是有人作得到，我不能。

給他該有的武器，並且相信他。不才是我們對勞動者-甚至是對老師-的尊敬嗎？

在我看來，台灣社會最大的困境不在於「沒有價值、只有立場」，而在於我們有太多「道德立場的宣示」，但是卻吝於討論「另一種道德」-一種更具社會團結意義的道德價值。這個社會討論問題的方式，不是跳到「國家認同、國家安全」的高空，就是跳進「私人八卦、個人道德」的泥沼，於是那些在夾在私人與國家中間的那些制度的、政策的、社會的問題，就直接選擇遺忘。長此以往，似乎總不是一件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