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孟買的體驗是一個富裕和貧窮的人為對比，那麼，第三階段的鄉鎮體驗就是屬於資源短缺的貧窮故事。UTC在選擇鄉鎮時是以教區為單位，依教區的社經狀況、基督徒比例作為標準，選出四個具有代表性的教區，兩個是社經狀況較佳、基督徒比例高，另兩個是社經地位較差、基督徒比例低，整個團隊分為三個小隊，三個人為一隊，每個小隊都會被分配到兩個教區，了解當地需要，以及所屬教區的回應和教會行動。
與我們不同的是，印度的改革宗教會雖有所屬的宗派傳統，但因英國殖民經驗使然，在1911年統一分為北印度（Church of North India; CNI）和南印度（Church of South India; CSI）等兩大系統，前者包括浸信會、循理會、安利甘教會、長老會和公理會，後者一樣，但少了浸信會。雖然名目上有教派名稱，但實際上，無論是儀禮、法規或神學，都是以CNI或CSI為標準，而無論是CNI或CSI，仍以安利甘傳統為主要遵循對象。
基本上，教區主教擁有相當大的權力，包括人事任命、管理教區所屬機構，包括學校和各種非營利組織，以及攸關牧師的封立與分派。同時，教會也有繳交固定年費協助教區工作的義務，也可以視社區狀況發展自己的事工。
我們這一小隊被分配到Tamilnadu省的Coimbatore和Vellore等兩個教區。前者有16%的基督徒，後者則是1-2％，感受到的教區氣氛就有明顯不同；不過，教會的開放態度與積極參與仍須視教會本身而異。在Coimbatore時，我們曾去訪視一間當地最大教會，教友數約有五千個家庭，當問及教會的社區事工時，牧師卻說，他們沒有自己的事工，但他們會去支援教區的方案。但是，另一個規模較小的教會，教友數約一千個家庭，我們訪視時，剛好遇到婦女團契的禱告會，她們剴切地與我們分享婦女團契的事工，包括禱告分享會、固定的禁食禱告、醫院訪視和不定時地支援社區貧窮家庭。同時，她們也發起一餐一把米的行動，要求每一個婦女在每餐煮飯時，抓一把米到罐子裡，一個禮拜或一個月後，收集起來送到需要的家庭去。她們很驕傲地說，我們不只是禱告，我們也有行動，而且，你們台灣人每天忙碌地為自己工作，而我們除了自己的家務外，我們是忙著為他人工作、為神工作。
事實上，在一連串的對話和訪視中，有一點值得我們繼續思考，究竟怎樣的制度會造成組織的僵滯和習慣性被動。回顧整個印度歷史，早在印度獨立之時，印度領導者就在民主和共產的政治形態中進行考量，最後選擇「傾共產主義」的方向，若再加上被殖民經驗的影響，可以依稀看到，印度社會中仍存有一種社會主義的保護行為，對外，關起門戶、高築關稅和產業保護政策，對內則是被動和維持現狀，雖然，這狀況乃是直到近十幾年來不敵國際競爭壓力才改變。而我們可以看到，類似的邏輯也反應在教會現實中，雖然主教權力不及於個別教會的運作，教會仍是自主的，但是，教會本身缺乏競爭和改變的機制，以維持現狀為生存之道。教會內部仍存在許多不合理的傳統，例如種姓制度的延續、婦女地位的低落、神職地位的過度高張，教會之於社區，並沒有積極參與的動力，教會可以繳交固定年費為由，不推動社區事工，並以貧窮來合理化其行為。
當然，這仍不可一概而論，但是，包括台灣教會，我們必須承認的是，許多制度本身已經造成行動的僵滯，結構上的弊病，如何洞見制度的問題，並從小處做些改變，讓教會進入社會，發揮應有的作用，應該是我們需要積極思考的。
與我們不同的是，印度的改革宗教會雖有所屬的宗派傳統，但因英國殖民經驗使然，在1911年統一分為北印度（Church of North India; CNI）和南印度（Church of South India; CSI）等兩大系統，前者包括浸信會、循理會、安利甘教會、長老會和公理會，後者一樣，但少了浸信會。雖然名目上有教派名稱，但實際上，無論是儀禮、法規或神學，都是以CNI或CSI為標準，而無論是CNI或CSI，仍以安利甘傳統為主要遵循對象。
基本上，教區主教擁有相當大的權力，包括人事任命、管理教區所屬機構，包括學校和各種非營利組織，以及攸關牧師的封立與分派。同時，教會也有繳交固定年費協助教區工作的義務，也可以視社區狀況發展自己的事工。
我們這一小隊被分配到Tamilnadu省的Coimbatore和Vellore等兩個教區。前者有16%的基督徒，後者則是1-2％，感受到的教區氣氛就有明顯不同；不過，教會的開放態度與積極參與仍須視教會本身而異。在Coimbatore時，我們曾去訪視一間當地最大教會，教友數約有五千個家庭，當問及教會的社區事工時，牧師卻說，他們沒有自己的事工，但他們會去支援教區的方案。但是，另一個規模較小的教會，教友數約一千個家庭，我們訪視時，剛好遇到婦女團契的禱告會，她們剴切地與我們分享婦女團契的事工，包括禱告分享會、固定的禁食禱告、醫院訪視和不定時地支援社區貧窮家庭。同時，她們也發起一餐一把米的行動，要求每一個婦女在每餐煮飯時，抓一把米到罐子裡，一個禮拜或一個月後，收集起來送到需要的家庭去。她們很驕傲地說，我們不只是禱告，我們也有行動，而且，你們台灣人每天忙碌地為自己工作，而我們除了自己的家務外，我們是忙著為他人工作、為神工作。
事實上，在一連串的對話和訪視中，有一點值得我們繼續思考，究竟怎樣的制度會造成組織的僵滯和習慣性被動。回顧整個印度歷史，早在印度獨立之時，印度領導者就在民主和共產的政治形態中進行考量，最後選擇「傾共產主義」的方向，若再加上被殖民經驗的影響，可以依稀看到，印度社會中仍存有一種社會主義的保護行為，對外，關起門戶、高築關稅和產業保護政策，對內則是被動和維持現狀，雖然，這狀況乃是直到近十幾年來不敵國際競爭壓力才改變。而我們可以看到，類似的邏輯也反應在教會現實中，雖然主教權力不及於個別教會的運作，教會仍是自主的，但是，教會本身缺乏競爭和改變的機制，以維持現狀為生存之道。教會內部仍存在許多不合理的傳統，例如種姓制度的延續、婦女地位的低落、神職地位的過度高張，教會之於社區，並沒有積極參與的動力，教會可以繳交固定年費為由，不推動社區事工，並以貧窮來合理化其行為。
當然，這仍不可一概而論，但是，包括台灣教會，我們必須承認的是，許多制度本身已經造成行動的僵滯，結構上的弊病，如何洞見制度的問題，並從小處做些改變，讓教會進入社會，發揮應有的作用，應該是我們需要積極思考的。
Comments
請問這些基督教的社區組織工作，跟其他宗教的社區工作或者非宗教的社會運動之間，有沒有什麼連結或者衝突之處呢？
還有，印度的城市宣教運動（Urban Mission Movement）跟台灣長老教會的城鄉宣教(URM)，在性質上有什麼不一樣呢？
以上。
其實，不論是內部宗教活動，如儀式、組織、教理傳承，或是外部展現，如社會參與、社區工作或，都與其神學預設有關。雖然印度有印度教、耆那教、錫克教和佛教（伊斯蘭除外）等等，但是，印度教仍是主要的思想來源，認為人生是苦、無法改變、必須不斷在這苦痛人間修行、等待輪迴。在類似的宗教哲學下，大部分的印度人民對於本身的痛苦與社會不公採以默然接受的態度。在寺廟內的宗教活動很多，拜拜、祭祀、祝福等等，但是，鮮少見到有走出寺廟外的，遑論實際的社會運動。不過，另一可能是，因為他們對於外教，尤其是基督教的人多採拒絕態度，因為我們是outcaste，是untouchable，所以，我們也沒有機會進入宗教組織的核心，除了去寺廟看看外。
有點忙，先這樣，下次再分解！
但是，最大問題來自財務支援。因為印度本身的民間財富不足，有錢者出國，政府敗壞、貪污嚴重，根本從國內找不到錢。因此，除非是有固定單位支持或是某些普世性機構的子計畫，其他的非營利組織（無宗教色彩）或教會機構，多是向國外募款，但這當中出現一個問題，有這麼多單位（很可怕，真的不勝枚舉），國外捐款者如何判斷？
BUILD的創辦人是一個牧師，他就對捐款競賽和組織行銷提出極大質疑。因為判斷準來自每年的活動報告和年度計畫，但這些報告都是由英文寫成，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久而久出，活動報告成為英文作文比賽，機構重視的就是如何作好一份年度報告送到外國去，送 presentable的人出去募款，事情至今，社福團體已經漸漸失去早期的理想性，努力想辦法拿到國外最多的錢，而誰具有語言優勢，就表示能拿到accessbility。
這位牧師自己後來也離開BUILD，因為他對整個社會運動的弱化和日漸階層化感到憂心，他不斷提醒後續的運動者，千萬不要忘記起初的信念。做一個基督教機構，不但要做社福，更要做改造內部、針砭社會弊病的運動，這才是基督教的精神。
好了！今日分析至此，繼續做我的校牧去了！
又，mother-to-be，辛苦囉，要保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