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下午的週五論壇，是湯志傑講《「改寫」歷史：重探台灣戰後政治轉型的起點》，這是他去年在年會文章的續篇，但是擴大成為一本書的架構。今天談的，就是整本書的架構。
簡單的說，這本書仍然是從反省王振寰所談的國民黨1970年代『退縮的正當性』（用湯的詞是正當化）出發，認為王所談的『國民黨因為失去外部正當性所以需要透過收納派系鞏固內部正當性』是理論誤讀導致分析錯誤。他自己則企圖先討論冷戰是如何出現（韓戰是關鍵的歷史偶然）；然後在冷戰架構下，兩個中國架構是如何形成的；接著分析在整個社會對國府的期待如何從保釣轉變到革新保台；最後，國民黨在1970年代的政治改革就是對民眾革新保台期望的回應。這正是湯認為正當性概念原本有的「文化面向以及其側重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關係」。
湯所談的東西，對於熟悉台灣政治史的人其實並不陌生。可惜的是，或許是因為整本書的內容太過龐雜繁瑣，所以雖然湯用的五十分鐘談書的內容，但大家對於主要的論點，甚至學術貢獻，仍是不太瞭解。甚至，原本眼看著張茂桂的提問就要把湯最後的企圖逼問出來了，他卻又立刻閃躲掉。
我自己的想法是這樣的。
我自己覺得湯的今天報告最關鍵的地方是關於『歷史波段』的問題，這概念當然是從年鑑學派那裡挪用的，認為一個社會裡的結構與事件有不同的時間波段，那些當時看來瑣碎的事件卻可能在一段時間後形成一個門檻，標示著整個結構的改變，與不可逆。
用湯今天的報告來說，『主權』這概念是長波段，是從西伐利亞條約以來的國際政治的運作規則；『冷戰』這結構是中波段，是從1960年代開始形成的國際政治結構，是國民黨外部正當性的基礎；『1970年代在台灣所發生大大小小的事件』，則是短波段，是社會對國民黨政權的期待，也就是內部正當性。
有趣的是，在湯的文章裡，『主權』是長波段，而且是造成國民黨失去外部正當性的根本原因--國民黨拒絕美國提議『中國與台灣在聯合國都有席次』，因此不是一個正常主權國家--但是國民黨，甚至當時的台灣社會，之所以不能接受『兩個中國』的原因卻是因為『國家正朔』的問題（『誰才是真正的中國？』『漢賊不兩立』）這種道統正朔的思考方式，在當時的中國/台灣社會，是要比主權更久的概念。
也因此，在湯的架構下，1970年代是兩種『國家觀念』（『主權』vs.『正朔』）的轉折點，而正是在那樣一個時間點上，兩岸的冷戰對峙成為一個無可避免的必然。甚至，對當時的國民黨而言，任何能夠使國府維持外部正當性的解決方案（例如在中國之外有另一個聯合國席次）都是不能夠接受，並且要嚴正駁斥。因為，只有在失去外部正當性、在成為國際孤兒的情況下，國民黨才能夠以孤臣孽子之姿宣布中華民國在道統上的正朔。對當時的國民黨而言，失去『主權』並不重要，因為只要抓穩『正朔』，國家就可以存在。這樣看來，國民黨在1970年代的政治改革，固然是對當時社會『革新保台』期待的回應（或者說穩固內部正當性），但也就不是在鞏固主權，而是在宣稱正朔。
那麼，回到湯這次的題目--《「改寫」歷史：重探台灣戰後政治轉型的起點》--我們似乎也可以回答為何1970年代會會被我輩理解成為台灣政治轉型的起點。因為正是在那段時間，我們拋棄『正朔』，進入『主權』。而在這個點上，湯的研究就跟蕭阿勤的『回歸現實世代』（這裡有文章下載）搭上了線。
當然，這一切都是我對湯那本書的臆測，他真正的企圖，還是得等我們看到書才知道。
簡單的說，這本書仍然是從反省王振寰所談的國民黨1970年代『退縮的正當性』（用湯的詞是正當化）出發，認為王所談的『國民黨因為失去外部正當性所以需要透過收納派系鞏固內部正當性』是理論誤讀導致分析錯誤。他自己則企圖先討論冷戰是如何出現（韓戰是關鍵的歷史偶然）；然後在冷戰架構下，兩個中國架構是如何形成的；接著分析在整個社會對國府的期待如何從保釣轉變到革新保台；最後，國民黨在1970年代的政治改革就是對民眾革新保台期望的回應。這正是湯認為正當性概念原本有的「文化面向以及其側重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關係」。
湯所談的東西，對於熟悉台灣政治史的人其實並不陌生。可惜的是，或許是因為整本書的內容太過龐雜繁瑣，所以雖然湯用的五十分鐘談書的內容，但大家對於主要的論點，甚至學術貢獻，仍是不太瞭解。甚至，原本眼看著張茂桂的提問就要把湯最後的企圖逼問出來了，他卻又立刻閃躲掉。
我自己的想法是這樣的。
我自己覺得湯的今天報告最關鍵的地方是關於『歷史波段』的問題，這概念當然是從年鑑學派那裡挪用的，認為一個社會裡的結構與事件有不同的時間波段，那些當時看來瑣碎的事件卻可能在一段時間後形成一個門檻，標示著整個結構的改變，與不可逆。
用湯今天的報告來說，『主權』這概念是長波段，是從西伐利亞條約以來的國際政治的運作規則；『冷戰』這結構是中波段，是從1960年代開始形成的國際政治結構，是國民黨外部正當性的基礎；『1970年代在台灣所發生大大小小的事件』，則是短波段，是社會對國民黨政權的期待，也就是內部正當性。
有趣的是，在湯的文章裡，『主權』是長波段，而且是造成國民黨失去外部正當性的根本原因--國民黨拒絕美國提議『中國與台灣在聯合國都有席次』，因此不是一個正常主權國家--但是國民黨，甚至當時的台灣社會，之所以不能接受『兩個中國』的原因卻是因為『國家正朔』的問題（『誰才是真正的中國？』『漢賊不兩立』）這種道統正朔的思考方式，在當時的中國/台灣社會，是要比主權更久的概念。
也因此，在湯的架構下，1970年代是兩種『國家觀念』（『主權』vs.『正朔』）的轉折點，而正是在那樣一個時間點上，兩岸的冷戰對峙成為一個無可避免的必然。甚至，對當時的國民黨而言，任何能夠使國府維持外部正當性的解決方案（例如在中國之外有另一個聯合國席次）都是不能夠接受，並且要嚴正駁斥。因為，只有在失去外部正當性、在成為國際孤兒的情況下，國民黨才能夠以孤臣孽子之姿宣布中華民國在道統上的正朔。對當時的國民黨而言，失去『主權』並不重要，因為只要抓穩『正朔』，國家就可以存在。這樣看來，國民黨在1970年代的政治改革，固然是對當時社會『革新保台』期待的回應（或者說穩固內部正當性），但也就不是在鞏固主權，而是在宣稱正朔。
那麼，回到湯這次的題目--《「改寫」歷史：重探台灣戰後政治轉型的起點》--我們似乎也可以回答為何1970年代會會被我輩理解成為台灣政治轉型的起點。因為正是在那段時間，我們拋棄『正朔』，進入『主權』。而在這個點上，湯的研究就跟蕭阿勤的『回歸現實世代』（這裡有文章下載）搭上了線。
當然，這一切都是我對湯那本書的臆測，他真正的企圖，還是得等我們看到書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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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好。
poies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