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Gateway:二級城市的特殊位置

    雖然Friedmann(1986)的《世界城市假說》與Sassen(1991)的《全球城市》的假設裡找到自己城市的位置,一直是「非西方」都市研究者所關心的問題。在接受全球城市假設對都市功能的設定的前提上,「國家的重要性」往往成為這些研究證明其城市特殊性,以及全球城市假設有缺憾的證據。

    KIM跟HILL從經濟結構的角度出發,直言由於國家在日韓等東亞國家的經濟發展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透過金融機構導引資本流動,因此在城市全球化的過程中也相對應地有著重要角色,這就與SASSEN和FRIEDMANN所謂「跨國公司主導城市全球化」的假設不同。

    固然KIM和HILL的研究相當程度的指出了東亞國家在經濟發展以及都市發展上的重要性,並且試圖透過類型的建立來比較「國家導向」與「市場導向」兩種全球城市的不同。然而,如果說「國家控制金融資本,是過去發展型國家主導經濟發展」的關鍵的話,那麼,「全球城市策略」與發展型國家之間的矛盾就在於國家必須放棄對金融資本的主導,才能夠使這個策略成形。

    日本金融體制的轉變是很好的例子。加入國際組織也對國家能力有所限制。如此一來,則,KIM和HILL所謂國家引導城市全球化的「東亞論點」,恐怕就變得有待商榷因為在金融全球化的過程裡,國家導引經濟發展的能力的確如FREIDMANN和DASSEN所假設的,受到限制。

    這不是說,全球城市的研究就是一個「趨同化」的研究(雖然我們不能否認城市政府,甚至國家,之間的相互模仿與學習的確存在),而是說,關於東亞城市的特殊性,應該有另一種「國家之外」的觀點。或者說,是在先瞭解東亞城市在全球城市體系中的位置之後,再來討論國家在這裡頭扮演的角色。在這裡,TAYLOR的研究提供我們一個不同的思考方式。

    TAYLOR一直認為,全球城市研究的缺點就在於「資料證據」上的薄弱,因此他企圖透過一百家跨國生產者服務業的全球辦公室網絡來建立全球城市的世界體系,並且以此資料為基礎,建立不同的城市類型。在TAYLOR的研究裡,全球城市的「層級」的確存在;但是卻也有部分城市,例如新加坡和香港,雖然不像紐約和倫敦有著本土的大型跨國企業,卻也在全球城市網絡中具有極高的「網絡連結性」,根據TAYLOR的計算,其網絡連結性甚至要比東京還要高。TAYLOR稱這些具有高度網絡連結性,卻不具有命令功能的城市為「門戶城市」(GATEWAY CITY)。

    這樣的發現極為有意思,因為這暗示了即使二級城市不具有大型的跨國企業,他們仍然能夠在全球城市競爭中佔有一席之地,這樣的發現也相當程度的回應了STORPER所言:「全球城市不該只是跨國公司主導下的結果」。TAYLOR認為,這些城市所具有的權力,並不是經濟上的權力(例如資本的多寡),而是所謂的「網絡中的權力」;而造成這些城市具有此種權力的原因,除了與其原有高度連結有關外,也與其靠近某個發展中的市場有關,因此跨國服務業必須到此設點,以服務其客戶。另一方面,TAYLOR認為,跨國公司所形成的網絡也改變了城市的內地想像,內地不再只是自然地理上的鄰近地區,而是在經濟活動上有所連結的區域。如此一來,TAYLOR也調整了過去對於門戶城市那種單向的、外部流入內地的定義,而是採取一種雙向流動的方式來理解城市的門戶角色。

    如此一來,則東亞二級城市的特殊性正在於其位在「資本流出」(西方核心國家)與「生產基地」(發展中國家)之間,並作為前者協調資本訊息流動,後者向外探求資本挹注的中介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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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comments:

    革少 said...

    豬小草貼的這些東西真是太有趣了。我想請問的是:1.如何理解『腹地』的概念?2.城市的興起是源自於他們的網絡價值,那麼,就不同產業的網絡而言,例如服務業和工業,這兩者間的邏輯是否也有所差異呢?

    新加坡和香港兩者正在競逐成為東亞的金融中心。我正嘗試理解這兩個城市的未來競爭會如何.....

    kejo said...

    在方向歸零那裡看到一篇關於台北的文章,再看豬小草這一篇,我有一些雜亂的聯想。

    都市規劃在多少程度上是被國家經濟發展(更窄的說,產業政策)的策略思維所左右。在經濟全球化脈絡下看單一都市的節點地位,又是哪一種思維在主導?

    國際化、全球化對城市的發展史是有一定的影響,像通商口岸、加工出口區、科學園區,這裡有核心-邊陲的圖像。不過汐止住宅、淡水新市鎮、北宜高、板新水廠背後的另一幅核心-邊陲圖像,似乎不是那麼被強調?規劃者對這兩種空間尺度的強調不同,或許會導致不同的規劃藍圖。我的立場是,台北縣市基隆宜蘭的空間問題比台北在亞太發展的地位還要重要。

    發展主義的分析或許已經面臨全球化的挑戰,但是發展主義的意識型態還是深植於規劃者的內心,即使分析單位從國家轉到城市。

    方向歸零 said...

    這一篇真的很有趣,東京和新加坡以及香港的對比也跟我對東京的看法相符
    Sassen的說法是很粗糙的,我仔細看完她的書後蠻失望的,尤其是她將東京列為全球都市在我看來是只看見金融活動的量,卻不是性質.支撐東京金融的,主要是日本的經濟.跨國金融集團在東京的分公司,主要只是要做日本的生意(這就已經夠大了),而沒有跨國的企圖.我上個月和一個在東京雷曼兄弟任職的朋友吃飯,他是留美的,坦言在東京雷曼兄弟連講英文的機會都不多,因為客戶同士多半都是日本人,英文快忘光了.當Sassen說東京是一個以銀行存款為核心的金融核心的時候,她其實忽略了日本的銀行是徹底鑲在日本的企業集團(系列)裏面,銀行的主要功能是提供集團內資金,而不是獨立的運作.對比起來,量或許不足,但以金融活動的性質來說,香港與新加坡的確是比較像倫敦和紐約,金融作為一個自主的部門.
    但是我覺得有趣的地方在於,扣掉Sassen所誤認的東京外,這四個金融中心全都是英美法系的,教育也都是英文教育.制度跟知識擴散在形塑金融中心的角色上或許值得探究.尤其這裡提到網絡的節點,至少跨國溝通的英語能力可能是關鍵角色.而歐陸法系下,國家作為經濟秩序統理者的基本前提,或許也阻止了這種以金錢自由進出作為前提的金融中心的形成.
    此外,跨國金融中心的副作用是什麼?香港極驚人的貧富差距,英國製造業的不振跟金融中心的角色有沒有關聯?這個問題也許也可以問下去

    Allen said...

    豬小草和各位同學你們好,先讓我自我介紹一下,我是Allen,目前在紐約的Binghamton University讀博士班,是少君在台北大學時的學長。
    之前長期關注你和Jerry,革少,小董等人的blog,今天無意間發現這篇,想起來妳要做新加坡的都市研究。都市研究是我的第二主修領域,希望能提供一點意見。
    Sassen以全球金融資本的網絡來理解都市的階層架構,看起來很像現代版的Before European Hegemony (by Janet Abu-Lugat),但問題就是這兩本書都是核心都市歷史觀。

    去年熱呼呼出版的Jennifer Robinson的Ordinary City,對Sassen的觀點大肆屠殺,幾乎不留半點可用價值,這當然是另一個極端。J.R.說,每一個都市都是獨特的,世界的都市也沒有階層關係,因為每個都市都有自己的動力與文化,她稱之為Off Map的觀點,也就是從那些地圖上看不到的都市來看,那些後殖民都市展現了不趨同於全球政治經濟架構的活力。

    很極端,但不啻為另一種說法。新加坡,香港,台北等都市當很適合相互參照。

    kejo提到一個很重要的觀念。都市的生存與鄰近地區的關係。都市對外的連結是建立在腹地的資源榨取上的。Cronon的經典Nature's Metropolis詳細闡述了芝加哥是如何以周邊一百多英里的地區為基礎發展起來的。
    都市顯然同時與國家經濟與全球資本同時鑲嵌,因此大都會的市政府在全球議題上常有超乎想像的政治經濟影響力。

    從Cronon的觀點看革少提出的問題,都市就像心臟,鄰近腹地與全球市場的資源雙向地經由都市連結,而彼此滋養,但是鄰近腹地養分顯然不能與全球市場相提並論,結果都市越來越依賴全球市場,並逐漸收回保護腹地的任務。(由此來看,即使同為藍軍,台北縣市的合併存在內部的結構矛盾)。
    Paul Bairoch的經典urba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是人類的都市發展史,很值得一看。

    豬小草 said...

    非常感謝各位給的刺激,讓我開始在想是不是該把去年在Hull發表的英文「粗」稿丟出來,讓大家果大多刺激。

    簡單回應如下(因為我肚子餓了,等一下要出門)。

    革少:

    簡單的說,我會覺得hinterland不只是一個地理位置的親近與否,而是關乎不同的行動者如何去定義(或者說,想向)。比方說,金融業者對新加坡的內地有一個想像,新加坡自身對其內地也有一個想像。但這兩者之間的想像不一定是match的。台北是很好的例子。

    至於你提到不同產業所構成的網絡是否有差別?是的,有差別。我目前就是想把新加坡和台北視為兩種不同的產業網絡下的門戶來作比較。過一陣子會把暫時性的看法丟出來。

    kejo:

    我可以理解你的立場。但我覺得在思考全球經濟時,那著中心邊陲的圖像還是挺好用的。你問是哪種思維主導節點地位?如果說FRIEDMANN所談的是TNC最理性的全球佈局的話,那Taylor的研究所呈現的就是TNC的實際情況。但我的論文想談的,是城市本身也有自己的空間策略,而這策略並不完全與TNC相同。

    方向歸零:

    就像東京被放在SASSEN的全球城市圖像裡顯得格格不入一樣,新加坡被放在東亞四小龍裡頭也是一個異數。完全國家控制,但是表面上看起來又是市場開放。或者說,開放的基礎是因為國家透過制度和組織對市場進行區隔。但我好奇的地方正是,新加坡政府還能維持這種區隔多久?或者,換一種方式問,為什麼這種區隔一直可以維持下去?

    allen:

    感謝你所列出來的書單,當中有些是我未曾接觸過的,會找時間看看。至於你提到門戶城市與內地之間的關係,我想恐怕要再複雜些。因為門戶城市雖然是從內地的發展裡得到利益,但是它也時常處在「被取代」的焦慮裡。而當門戶城市與內地分屬不同的國家時,這種緊張更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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