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teway：二級城市的特殊位置

雖然Friedmann（1986）的《世界城市假說》與Sassen（1991）的《全球城市》的假設裡找到自己城市的位置，一直是「非西方」都市研究者所關心的問題。在接受全球城市假設對都市功能的設定的前提上，「國家的重要性」往往成為這些研究證明其城市特殊性，以及全球城市假設有缺憾的證據。

KIM跟HILL從經濟結構的角度出發，直言由於國家在日韓等東亞國家的經濟發展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透過金融機構導引資本流動，因此在城市全球化的過程中也相對應地有著重要角色，這就與SASSEN和FRIEDMANN所謂「跨國公司主導城市全球化」的假設不同。

固然KIM和HILL的研究相當程度的指出了東亞國家在經濟發展以及都市發展上的重要性，並且試圖透過類型的建立來比較「國家導向」與「市場導向」兩種全球城市的不同。然而，如果說「國家控制金融資本，是過去發展型國家主導經濟發展」的關鍵的話，那麼，「全球城市策略」與發展型國家之間的矛盾就在於國家必須放棄對金融資本的主導，才能夠使這個策略成形。

日本金融體制的轉變是很好的例子。加入國際組織也對國家能力有所限制。如此一來，則，KIM和HILL所謂國家引導城市全球化的「東亞論點」，恐怕就變得有待商榷因為在金融全球化的過程裡，國家導引經濟發展的能力的確如FREIDMANN和DASSEN所假設的，受到限制。

這不是說，全球城市的研究就是一個「趨同化」的研究（雖然我們不能否認城市政府，甚至國家，之間的相互模仿與學習的確存在），而是說，關於東亞城市的特殊性，應該有另一種「國家之外」的觀點。或者說，是在先瞭解東亞城市在全球城市體系中的位置之後，再來討論國家在這裡頭扮演的角色。在這裡，TAYLOR的研究提供我們一個不同的思考方式。

TAYLOR一直認為，全球城市研究的缺點就在於「資料證據」上的薄弱，因此他企圖透過一百家跨國生產者服務業的全球辦公室網絡來建立全球城市的世界體系，並且以此資料為基礎，建立不同的城市類型。在TAYLOR的研究裡，全球城市的「層級」的確存在；但是卻也有部分城市，例如新加坡和香港，雖然不像紐約和倫敦有著本土的大型跨國企業，卻也在全球城市網絡中具有極高的「網絡連結性」，根據TAYLOR的計算，其網絡連結性甚至要比東京還要高。TAYLOR稱這些具有高度網絡連結性，卻不具有命令功能的城市為「門戶城市」（GATEWAY CITY）。

這樣的發現極為有意思，因為這暗示了即使二級城市不具有大型的跨國企業，他們仍然能夠在全球城市競爭中佔有一席之地，這樣的發現也相當程度的回應了STORPER所言：「全球城市不該只是跨國公司主導下的結果」。TAYLOR認為，這些城市所具有的權力，並不是經濟上的權力（例如資本的多寡），而是所謂的「網絡中的權力」；而造成這些城市具有此種權力的原因，除了與其原有高度連結有關外，也與其靠近某個發展中的市場有關，因此跨國服務業必須到此設點，以服務其客戶。另一方面，TAYLOR認為，跨國公司所形成的網絡也改變了城市的內地想像，內地不再只是自然地理上的鄰近地區，而是在經濟活動上有所連結的區域。如此一來，TAYLOR也調整了過去對於門戶城市那種單向的、外部流入內地的定義，而是採取一種雙向流動的方式來理解城市的門戶角色。

如此一來，則東亞二級城市的特殊性正在於其位在「資本流出」（西方核心國家）與「生產基地」（發展中國家）之間，並作為前者協調資本訊息流動，後者向外探求資本挹注的中介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