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曆獄:一個歷史的轉折點

    下午偶然知道一場民族所的演講,是由史語所的祝平一教授來談〈御製天主堂碑記〉的建立過程與清初天主教傳教士與中國皇帝及儒生集團的互動。這個碑文,就是目前放置在北京宣武門天主堂外的碑記。看了一下文章的摘要,對當中有關耶穌會的部分感到興趣。就去聽了。

    祝教授在開場白時說:「為了與人類學交流,這次會從「物質文化」的角度切入,討論三種東西:物的生命史、人群如何透過物品互動、物品意義詮釋權的爭奪」。

    以下是此次演講大要。
    御製天主堂碑是有史以來天主教獲得皇帝賞贈唯一的碑。這個碑與傳教士來中國有很大的關係。

    1582年,利馬竇入華,1601入京,1610年其逝世,明用西曆。明朝之所以想改用西曆,是因為明朝的曆法技術進步,發現其曆法不準,想要修正。利馬竇發現這是傳教士可以著力的地方,因為傳教士本來就透過曆法宣示上帝的存在以及天國的結構;並且,他覺得如果能夠進入欽天監,就能夠影響皇帝,以利傳教。於是,他寫信回義大利,要其差派專業傳教士來。明朝之所以可以接受,是因為當時的欽天監裡面就有很多回族人,文化複雜。然而,1616年,發生教案,計畫被打斷,傳教士躲到澳門。1629年,覆用西人改曆,徐光啟擔任大學士。這時儒學人士反擊。1644年,崇禎皇帝想改曆,但是維持名稱;然而,過沒多久,明朝滅亡。清兵入關,湯若望為了維持天主教的力量,就把教堂獻給清兵,清兵接受是為了以改革曆法宣示其興起乃是天命所為。這套曆法,就是現在我們用的農曆。湯若望做到欽天監二品官,他慢慢使監生成為天主教徒,不信者,則趕出去。順治皇帝賜給湯若望一個教堂,在北京城西南角,就是南堂。

    南堂裡頭除了傳統天主堂會有的建築外,內中還掛有許多匾額,官員的提字讚詞。這表示其與官方關係好。並且,透過空間,信徒可以立刻知道其與一般人不同,透過儀式宣告其信仰。

    1657年,順治賜天主堂碑。1658封賜湯若望祖孫三代。

    這塊碑不僅是湯若望感到滿足,歐洲的學者Kircher更把碑文大要翻譯成為拉丁文,認為這標示著皇帝一家信主得救,並且天主教要在中國生根了。

    但是,因為有不少人在欽天監裡被排擠,因此有人開始聯合外人,對抗湯若望。1660年楊光先開始攻擊傳教士,主張教會建設教堂是要密謀圖反。這種說法,讓滿人嚴肅看待,因為當時期統治基礎未穩。於是,1664清朝把這些傳教士抓起來,審判;然後,就在傳教士要被砍頭的前一天,中國發生大地震;於是大玉兒去跟皇太后說這當中恐怕有誤,否則天不會震怒。於是,緩刑,然後一個個被放出來。1665年湯若望被放出來後,中風,卒。

    楊光先也從碑文來攻擊教會,引順治皇帝的文句說「儒教」才是清立國之本,天主教這種化外之文先祖根本是不看不瞭解不在乎。而楊與回教天文學家很熟,其反對天主教曆法的基礎也是回教天文學家的算法。後來,皇帝(主要是攝政王,敖拜)要楊接欽天監,楊拒絕多次但還是得接,雖然他想把儒教曆法納入新曆法,但邊曆實在困難,屢次失敗。

    康熙十六歲時處理這事。要兩派比「日影」計算,三次傳教士都得勝。於是,南懷仁(傳教士)覆接欽天監。然後,傳教士開始寫書,駁斥楊光先過去對他們的攻擊,Keicher的翻譯甚至是把楊光先所引的那段話扭曲成為「吾非不讀也,乃是無時間也」。其實,當時皇帝賜碑給不少宗教,其目的不過是在肯定其作為,但傳教士不但說碑文是在說天主教最好。

    南懷仁也開始改變辯護策略,宣稱湯若望(或天主教)是老天送給清朝的禮物。這種策略意味其認同上轉變,他意識到「教士」與「官僚」身份的衝突,所以其開始淡化教士身份,而以官僚身份自保。

    順治的本意呢?

    從順治1653封湯若望「通玄教師」時的文案來看,其也認為湯是老天送給他的禮物。只是後來因為其在娶妾上與湯有衝突,便慢慢疏遠,改與喇嘛親近。

    在公共場域裡,傳教士的身份就是官僚。因為帝國的合法性基礎就是曆法,不是天主教,因此傳教士不能在公開場合傳教,這會跟當時的儒家人士起衝突。而從湯若望的墓地來看,皇帝公告只有官僚能去掃墓,傳教士不能去,這樣一來,湯(或者,傳教士)就變成帝國官僚的一部份,而不是傳教士。而在楊光先攻擊傳教士後,傳教士自己也退縮到官僚認同裡。並且對皇帝而言,儒家集團實是其統治伙伴,因次在公開場合,仍舊是要與其交好。

    回應的部分頗為熱烈。或許是因為在場都是人類學家吧,所以問題的焦點多半集中在「賜碑的文化意義」這件事情,以及「換曆」的重要性上頭。而祝教授的回答簡單如下:
    賜碑是有體制的。大臣過世賜碑有,賜給寺廟教堂的很少。賜給人的碑的大小與形狀按其官階有規定,但是給寺廟的規定則不清楚。賜碑是否是偶然,史料並不清楚。

    .....

    換曆的重要性,一方面跟中國傳統的天命觀有關(蒼天已死,黃天當立),另方面湯是希望透過曆書的印製與大發行量,普傳教義。然而,農曆由於是西洋曆與中國曆的調和,把原有的節氣(自潤?)打亂了。這並沒有牽涉到日常生活的問題。主要是國家禮儀方面的問題,一般人的生活並不覺得不準有什麼太大的困擾。不過一旦扯到「算命」,那問題就很大,因為節氣一變,你的命就變了。但這也顯示了朝代更替是天命所為,因為皇帝是天子,可以掌控你的命。

    在討論的後段,黃應貴先生一直在質疑這個碑文事件在歷史上的重要性,不過因為我有事提早走,所以沒聽到祝教授的回應。可惜。

    我自己的想法是,與其說這個碑文重要,不如說關鍵的事件其實是那場「曆獄」。因為在那場曆獄後,耶穌會傳教士受限於其一貫的宣教策略,改變其份認同(從傳教士到國家技術官僚)以求持續留在權力核心;儒生集團為了維持(或者奪回?)在宮裡的知識場域優勢,開始將學習科學技術一事由「個人嗜好」提高成為「專業技能」;至於康熙皇帝,則在這場兩派知識份子的鬥爭中,一方面完成了換曆(天命阿~),另方面也壓制住儒生對滿人的輕視。

    有趣啊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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