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獄：一個歷史的轉折點

下午偶然知道一場民族所的演講，是由史語所的祝平一教授來談〈御製天主堂碑記〉的建立過程與清初天主教傳教士與中國皇帝及儒生集團的互動。這個碑文，就是目前放置在北京宣武門天主堂外的碑記。看了一下文章的摘要，對當中有關耶穌會的部分感到興趣。就去聽了。

祝教授在開場白時說：「為了與人類學交流，這次會從「物質文化」的角度切入，討論三種東西：物的生命史、人群如何透過物品互動、物品意義詮釋權的爭奪」。

以下是此次演講大要。

御製天主堂碑是有史以來天主教獲得皇帝賞贈唯一的碑。這個碑與傳教士來中國有很大的關係。

1582年，利馬竇入華，1601入京，1610年其逝世，明用西曆。明朝之所以想改用西曆，是因為明朝的曆法技術進步，發現其曆法不準，想要修正。利馬竇發現這是傳教士可以著力的地方，因為傳教士本來就透過曆法宣示上帝的存在以及天國的結構；並且，他覺得如果能夠進入欽天監，就能夠影響皇帝，以利傳教。於是，他寫信回義大利，要其差派專業傳教士來。明朝之所以可以接受，是因為當時的欽天監裡面就有很多回族人，文化複雜。然而，1616年，發生教案，計畫被打斷，傳教士躲到澳門。1629年，覆用西人改曆，徐光啟擔任大學士。這時儒學人士反擊。1644年，崇禎皇帝想改曆，但是維持名稱；然而，過沒多久，明朝滅亡。清兵入關，湯若望為了維持天主教的力量，就把教堂獻給清兵，清兵接受是為了以改革曆法宣示其興起乃是天命所為。這套曆法，就是現在我們用的農曆。湯若望做到欽天監二品官，他慢慢使監生成為天主教徒，不信者，則趕出去。順治皇帝賜給湯若望一個教堂，在北京城西南角，就是南堂。

南堂裡頭除了傳統天主堂會有的建築外，內中還掛有許多匾額，官員的提字讚詞。這表示其與官方關係好。並且，透過空間，信徒可以立刻知道其與一般人不同，透過儀式宣告其信仰。

1657年，順治賜天主堂碑。1658封賜湯若望祖孫三代。

這塊碑不僅是湯若望感到滿足，歐洲的學者Kircher更把碑文大要翻譯成為拉丁文，認為這標示著皇帝一家信主得救，並且天主教要在中國生根了。

但是，因為有不少人在欽天監裡被排擠，因此有人開始聯合外人，對抗湯若望。1660年楊光先開始攻擊傳教士，主張教會建設教堂是要密謀圖反。這種說法，讓滿人嚴肅看待，因為當時期統治基礎未穩。於是，1664清朝把這些傳教士抓起來，審判；然後，就在傳教士要被砍頭的前一天，中國發生大地震；於是大玉兒去跟皇太后說這當中恐怕有誤，否則天不會震怒。於是，緩刑，然後一個個被放出來。1665年湯若望被放出來後，中風，卒。

楊光先也從碑文來攻擊教會，引順治皇帝的文句說「儒教」才是清立國之本，天主教這種化外之文先祖根本是不看不瞭解不在乎。而楊與回教天文學家很熟，其反對天主教曆法的基礎也是回教天文學家的算法。後來，皇帝（主要是攝政王，敖拜）要楊接欽天監，楊拒絕多次但還是得接，雖然他想把儒教曆法納入新曆法，但邊曆實在困難，屢次失敗。

康熙十六歲時處理這事。要兩派比「日影」計算，三次傳教士都得勝。於是，南懷仁（傳教士）覆接欽天監。然後，傳教士開始寫書，駁斥楊光先過去對他們的攻擊，Keicher的翻譯甚至是把楊光先所引的那段話扭曲成為「吾非不讀也，乃是無時間也」。其實，當時皇帝賜碑給不少宗教，其目的不過是在肯定其作為，但傳教士不但說碑文是在說天主教最好。

南懷仁也開始改變辯護策略，宣稱湯若望（或天主教）是老天送給清朝的禮物。這種策略意味其認同上轉變，他意識到「教士」與「官僚」身份的衝突，所以其開始淡化教士身份，而以官僚身份自保。

順治的本意呢？

從順治1653封湯若望「通玄教師」時的文案來看，其也認為湯是老天送給他的禮物。只是後來因為其在娶妾上與湯有衝突，便慢慢疏遠，改與喇嘛親近。

在公共場域裡，傳教士的身份就是官僚。因為帝國的合法性基礎就是曆法，不是天主教，因此傳教士不能在公開場合傳教，這會跟當時的儒家人士起衝突。而從湯若望的墓地來看，皇帝公告只有官僚能去掃墓，傳教士不能去，這樣一來，湯（或者，傳教士）就變成帝國官僚的一部份，而不是傳教士。而在楊光先攻擊傳教士後，傳教士自己也退縮到官僚認同裡。並且對皇帝而言，儒家集團實是其統治伙伴，因次在公開場合，仍舊是要與其交好。

回應的部分頗為熱烈。或許是因為在場都是人類學家吧，所以問題的焦點多半集中在「賜碑的文化意義」這件事情，以及「換曆」的重要性上頭。而祝教授的回答簡單如下：

賜碑是有體制的。大臣過世賜碑有，賜給寺廟教堂的很少。賜給人的碑的大小與形狀按其官階有規定，但是給寺廟的規定則不清楚。賜碑是否是偶然，史料並不清楚。

.....

換曆的重要性，一方面跟中國傳統的天命觀有關（蒼天已死，黃天當立），另方面湯是希望透過曆書的印製與大發行量，普傳教義。然而，農曆由於是西洋曆與中國曆的調和，把原有的節氣（自潤？）打亂了。這並沒有牽涉到日常生活的問題。主要是國家禮儀方面的問題，一般人的生活並不覺得不準有什麼太大的困擾。不過一旦扯到「算命」，那問題就很大，因為節氣一變，你的命就變了。但這也顯示了朝代更替是天命所為，因為皇帝是天子，可以掌控你的命。

在討論的後段，黃應貴先生一直在質疑這個碑文事件在歷史上的重要性，不過因為我有事提早走，所以沒聽到祝教授的回應。可惜。

我自己的想法是，與其說這個碑文重要，不如說關鍵的事件其實是那場「曆獄」。因為在那場曆獄後，耶穌會傳教士受限於其一貫的宣教策略，改變其份認同（從傳教士到國家技術官僚）以求持續留在權力核心；儒生集團為了維持（或者奪回？）在宮裡的知識場域優勢，開始將學習科學技術一事由「個人嗜好」提高成為「專業技能」；至於康熙皇帝，則在這場兩派知識份子的鬥爭中，一方面完成了換曆（天命阿～），另方面也壓制住儒生對滿人的輕視。

有趣啊有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