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上午在晾衣服的時候接到大王的電話，問我這陣子躲到哪裡（躲著不交論文啊，老闆...），又問我為什麼不回他信？
原來是因為他一個月前寄了個工作坊的CFP摘要給我，要我跟他討論合寫，但因為是寄到我久不用的hotmail，所以我根本不知道這件事。不過，既然大王給我們機會，小草當然是要硬著頭皮上啊！只是因為這次南下高雄沒有帶著自己的NB，所以只能從之前散落各地的筆記報告拼湊一下自己的想法。幸好只是要交個三百字摘要啊。
簡單談一下這個工作坊。
這個工作坊叫做「Capitals of Southeast Asia: Bangkok Workshop September 2007」，是由新加坡國大社會系的何光中教授跟Goran所主導的，其目的在試圖尋找一個東南亞國家首都的比較框架。特別關注以下問題：
又，簡單的從區域經濟的角度來談台北的門戶想像的話。
長久以來，「雁行理論」是解釋東亞區域經濟發展時的主要模型；在這個模型裡，日本是帶動區域經濟發展的主要領頭，而美國則是做為此一出口積累體制最大的出口市場(Bernald and Ravenhill，1995)。在這個區域生產機制下，東亞國家，台灣、新加坡、韓國開始了快速工業化，都市的地景與結構也因為工業化過程而出現變化：鄉村人口大量往都市集中、商業區開始擴張、住宅與公共建設出現短缺。
然而，這個穩定的區域生產體制在1980年代中期開始出現鬆動。鬆動的原因有三：1.日本在廣場協定後，由於日幣大幅升值，造成國內生產成本提高，遂開始積極對東亞國家進行投資（FDI）；2.這些在雁行理論中屬於中間位階的國家也因為國內生產成本提高問題，開始向外投資（Jayasuriya，2003）；3.台灣、新加坡、韓國的產業升級，尤其是在PC產業上的發展，使得美國（矽谷）的影響力取代了日本過去在傳統產業上的影響力(Ernist and Lim，2000；Ernist，2002)。
而1990年代開始的金融市場全球化，尤其是「短期資本」流動，則加速這個體制的鬆動。從東亞國家--例如南韓、印尼、泰國、馬來西亞--的角度來看，開放本國金融市場是為了吸引外國投資（Pempel，2000）；從英美的先進國家來看，要求東亞國家開放金融市場、投資東亞國家金融市場，則是為了尋找新的投資標的（Budd，1995）。在這過程中，東南亞國家逐漸成為東亞區域經濟新的生產基地，並且跨國企業的直接投資以及跨國金融機構對當地金融市場的短期投資也促成了這些國家的經濟成長。
然而1997的東亞金融風暴則讓這區域體制出現劇烈的位移。被金融風暴所襲擊的東南亞國家，甚至東北亞的南韓，不但本國金融市場崩潰，並且跨國企業的投資的隨之撤出。相較之下，自1978年開始逐步對外開放的中國，反而取代東南亞國家而成為跨國企業新的投資標的，以及東亞區域經濟新的生產基地。
在這個區域經濟的轉變裡，台北的「內地」也在改變。這其中最大的對比，就是1994年的南向政策，以及1997年以後的西進論戰。從比較的角度來看，這兩個政策在「國家的角色」（輔導 vs 限制）、「外移的產業」（中小企業 vs 高科技）、「跨國資本的角色」（日資 vs 美商）都有很大的不同。而這個「空間調校」對台北的生產者服務業，以及台北都市本身（也就是對比於快速工業化時期的都市化過程）有何影響？或許會是個有趣的議題吧？
原來是因為他一個月前寄了個工作坊的CFP摘要給我，要我跟他討論合寫，但因為是寄到我久不用的hotmail，所以我根本不知道這件事。不過，既然大王給我們機會，小草當然是要硬著頭皮上啊！只是因為這次南下高雄沒有帶著自己的NB，所以只能從之前散落各地的筆記報告拼湊一下自己的想法。幸好只是要交個三百字摘要啊。
簡單談一下這個工作坊。
這個工作坊叫做「Capitals of Southeast Asia: Bangkok Workshop September 2007」，是由新加坡國大社會系的何光中教授跟Goran所主導的，其目的在試圖尋找一個東南亞國家首都的比較框架。特別關注以下問題：
- Are there any common specificities of Southeast Asian capitals?
- What is the colonial legacy in the city of today? Is Bangkok unique for not having a colonial past?
- How should the city impact of the different political regimes be summed up?
- What is the impact of the current wave of globalization?
- Are there any authoritative pla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apital? If so, what are their main goals?
又，簡單的從區域經濟的角度來談台北的門戶想像的話。
長久以來，「雁行理論」是解釋東亞區域經濟發展時的主要模型；在這個模型裡，日本是帶動區域經濟發展的主要領頭，而美國則是做為此一出口積累體制最大的出口市場(Bernald and Ravenhill，1995)。在這個區域生產機制下，東亞國家，台灣、新加坡、韓國開始了快速工業化，都市的地景與結構也因為工業化過程而出現變化：鄉村人口大量往都市集中、商業區開始擴張、住宅與公共建設出現短缺。
然而，這個穩定的區域生產體制在1980年代中期開始出現鬆動。鬆動的原因有三：1.日本在廣場協定後，由於日幣大幅升值，造成國內生產成本提高，遂開始積極對東亞國家進行投資（FDI）；2.這些在雁行理論中屬於中間位階的國家也因為國內生產成本提高問題，開始向外投資（Jayasuriya，2003）；3.台灣、新加坡、韓國的產業升級，尤其是在PC產業上的發展，使得美國（矽谷）的影響力取代了日本過去在傳統產業上的影響力(Ernist and Lim，2000；Ernist，2002)。
而1990年代開始的金融市場全球化，尤其是「短期資本」流動，則加速這個體制的鬆動。從東亞國家--例如南韓、印尼、泰國、馬來西亞--的角度來看，開放本國金融市場是為了吸引外國投資（Pempel，2000）；從英美的先進國家來看，要求東亞國家開放金融市場、投資東亞國家金融市場，則是為了尋找新的投資標的（Budd，1995）。在這過程中，東南亞國家逐漸成為東亞區域經濟新的生產基地，並且跨國企業的直接投資以及跨國金融機構對當地金融市場的短期投資也促成了這些國家的經濟成長。
然而1997的東亞金融風暴則讓這區域體制出現劇烈的位移。被金融風暴所襲擊的東南亞國家，甚至東北亞的南韓，不但本國金融市場崩潰，並且跨國企業的投資的隨之撤出。相較之下，自1978年開始逐步對外開放的中國，反而取代東南亞國家而成為跨國企業新的投資標的，以及東亞區域經濟新的生產基地。
在這個區域經濟的轉變裡，台北的「內地」也在改變。這其中最大的對比，就是1994年的南向政策，以及1997年以後的西進論戰。從比較的角度來看，這兩個政策在「國家的角色」（輔導 vs 限制）、「外移的產業」（中小企業 vs 高科技）、「跨國資本的角色」（日資 vs 美商）都有很大的不同。而這個「空間調校」對台北的生產者服務業，以及台北都市本身（也就是對比於快速工業化時期的都市化過程）有何影響？或許會是個有趣的議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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