忘記是在哪年夏天、透過什麼管道，一名學姐找上了我，說是要訪問爺爺，談談他的「從中國到台灣」的流亡經驗。我把這話轉給爺知道，他很高興的說：「你也一起來吧，我也想同你說說。」那天，約在我家，訪談時間約莫兩三個小時；我很少看我爺那麼興奮過。從之前在上海的學生運動、往福州的火車上被抓，一路談到來台灣後在綠島的日子。當然，也談到二二八。
據我爺的說法，那天上午他從福州街的住家走到他工作的地方--台灣新生報--，路上混亂，但他不知道原因，直等進了辦公室，才知道原委。過沒幾天，新生報社長李萬居也出事了，然後報社被接管，他也被迫離開。沒多久，就被抓了。
昨天，在看阿孝老師的文章時，看到這段事情：
三月九日前和十一日後的新生報，明明是同一家報紙，新聞、言論為何天差地別？關鍵在於：三月八日下午四點，國軍分別從基隆和高雄登陸，南北兩路挺進，九日展開全面性鎮壓，十日各報為此停刊一天，在此同時，新生報總編輯吳金鍊、總經理阮朝日以及幹部林界、邱金山、蘇憲章、王天賞先後遭到捕殺，新生報總編輯改由少將擔任、總經理改由中將擔任，連抗戰有功、擁有「同少將」軍階的社長李萬居都遭軍警毆打。當時擔任中央社台灣分社主任的葉明勳回憶說：他在事變後曾和閩台監察使楊亮功搭吉普車出外巡視，在空蕩的街道上看不到任何人影，路旁盡是屍體，卻連個收屍的人也沒有。政治情勢和報館人事的逆轉讓留在崗位的編輯不得不改口，從稱呼公賣局專員為「兇犯」變成罵群眾「叛徒」、從報導民眾動向轉為只報官方消息、從批判政府轉而批判報人，生死大禍讓編輯不得不低頭。二二八事件後，全台只剩新生報一家報紙能夠營運，但社長李萬居被迫離去，報館人事全非。兩年後，中央日報隨國民政府播遷來台，「自主管、編採、經理人員，以至工廠技工，全部由大陸遷來」，台灣在地編報傳統隨著編輯一起走入歷史。
訪談那天，我忘了錄音，事後想找學姐討個錄音帶，她說那是草帽老師研究計畫的財產，不能給。這是我第一次體會到學術研究者與個案之間的不對等關係。後來雖然在網路上有找到爺爺談二二八的片段錄音，也下載了，但檔案已亡佚。
這次過年回姑姑家，本來想把這件事錄個音、補起來，但看日漸蒼老的爺爺老瞧著LULU微微笑，竟開不了口。也罷。就這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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