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y grandpa|那年。那天

忘記是在哪年夏天、透過什麼管道,一名學姐找上了我,說是要訪問爺爺,談談他的「從中國到台灣」的流亡經驗。我把這話轉給爺知道,他很高興的說:「你也一起來吧,我也想同你說說。」那天,約在我家,訪談時間約莫兩三個小時;我很少看我爺那麼興奮過。從之前在上海的學生運動、往福州的火車上被抓,一路談到來台灣後在綠島的日子。當然,也談到二二八。

據我爺的說法,那天上午他從福州街的住家走到他工作的地方--台灣新生報--,路上混亂,但他不知道原因,直等進了辦公室,才知道原委。過沒幾天,新生報社長李萬居也出事了,然後報社被接管,他也被迫離開。沒多久,就被抓了。

昨天,在看阿孝老師的文章時,看到這段事情:
三月九日前和十一日後的新生報,明明是同一家報紙,新聞、言論為何天差地別?關鍵在於:三月八日下午四點,國軍分別從基隆和高雄登陸,南北兩路挺進,九日展開全面性鎮壓,十日各報為此停刊一天,在此同時,新生報總編輯吳金鍊、總經理阮朝日以及幹部林界、邱金山、蘇憲章、王天賞先後遭到捕殺,新生報總編輯改由少將擔任、總經理改由中將擔任,連抗戰有功、擁有「同少將」軍階的社長李萬居都遭軍警毆打。當時擔任中央社台灣分社主任的葉明勳回憶說:他在事變後曾和閩台監察使楊亮功搭吉普車出外巡視,在空蕩的街道上看不到任何人影,路旁盡是屍體,卻連個收屍的人也沒有。

政治情勢和報館人事的逆轉讓留在崗位的編輯不得不改口,從稱呼公賣局專員為「兇犯」變成罵群眾「叛徒」、從報導民眾動向轉為只報官方消息、從批判政府轉而批判報人,生死大禍讓編輯不得不低頭。二二八事件後,全台只剩新生報一家報紙能夠營運,但社長李萬居被迫離去,報館人事全非。兩年後,中央日報隨國民政府播遷來台,「自主管、編採、經理人員,以至工廠技工,全部由大陸遷來」,台灣在地編報傳統隨著編輯一起走入歷史。
訪談那天,我忘了錄音,事後想找學姐討個錄音帶,她說那是草帽老師研究計畫的財產,不能給。這是我第一次體會到學術研究者與個案之間的不對等關係。後來雖然在網路上有找到爺爺談二二八的片段錄音,也下載了,但檔案已亡佚。

這次過年回姑姑家,本來想把這件事錄個音、補起來,但看日漸蒼老的爺爺老瞧著LULU微微笑,竟開不了口。也罷。就這樣吧。

Comments

James W. said…
我去年錄過一個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參議院議員的耆老,年已九旬,沒想到今年初已然亡故。那一次的歷史錄音就是他老人家留在這個世界最後的一次見證,聽著那段台日語夾雜的錄音,好似面對一段歷史,感覺很複雜。如果有機會,該錄的還是要想法子錄,不然日後會有遺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