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Slavenka Drakulic的《歐洲咖啡館》有種在看GVO的感覺，總覺得在他所描述的日常生活，甚至自嘲，背後，其實有著極為嚴肅的課題等待討論。尤其是當他在討論東歐人民在1989年後與西歐（歐洲？）國家之間的關係時，尤其深刻。
在書的結尾，回顧了近年發生在羅馬尼亞、南斯拉夫等國的戰亂衝突後，Drakulic語重心長的寫下：
老實說，哈伯瑪斯與德希達共同發表的那篇宣言，雖然言之成理，但讀起來確有種沈重（舊？）的感覺。雖然知道他們所企圖召喚的是一種建立在憲政民主主義上的歐洲認同，但不知道為什麼，就是讓人覺得他們是想用一種becoming（to）的認同過程，抹殺（或，否認），那多元being（from）的存在（或，可能）。
而老實說，這本選集讓我覺得有所收穫的文章，泰半不是來自於哈伯瑪斯與其盟友，而是來自那些反對哈伯瑪斯宣言的文章。
比方說，來自波蘭的Adam Kreminski、Andrzej Stasiuk和匈牙利的Peter Esterhazy就從東歐的「歐洲經驗」與視角，惡狠狠地嘲笑了哈伯瑪斯的「核心」想像。而Joachim Starbatty則很務實的從經濟層面警告說：「反霸權也要有心理準備要負擔高額軍費，而不只是地緣政治的結合」。當然，最犀利的（但未必是完全正確的）是Andrei S. Markovits，把這宣言與歐洲菁英「反美主義」的心理狀態連在一起。
可最讓我反芻許久的，卻是Hans-Ulrich Wehler的這段話：
是的，就是「邊界」。隨著人們對全球化的瞭解日深，我們慢慢發現，空間尺度的相對化所帶來的不是邊界的消弭，相反的，是邊界的不斷創造，與超越（超越的前提是確認，或發明，邊界的存在）。順這思路，一個學術老梗的提問是：誰的邊界？誰來界定？誰來超越？
顯而易見的，跨國企業與寰宇菁英都是界定與超越邊界的關鍵行動者，而另個關鍵但往往被人忽略的行動者，就是國家。或許是因為，我們都中了大前研一的蠱，誤以為民族國家是個不合時宜的玩意兒，是太過地方固著且要被超越取消的，不過，就從歐盟整合這件事情來看吧，國家的角色，與國家的空間策略（或，統理），恐怕不該被忽略。
就在這時候，重讀Nei Brenner吧。
在書的結尾，回顧了近年發生在羅馬尼亞、南斯拉夫等國的戰亂衝突後，Drakulic語重心長的寫下：
歐洲從未調停，也未出手搭救，因為那個願意出手搭救的歐洲並不存在。他們（註：東歐人民）看到的是個鬼魂。我們東歐人發明歐洲，不斷建構、幻想、呼求。.....所謂的歐洲是我們這些邊緣人物創造出來的，只有處在邊緣位置的人，才需要歐洲這類想像，將我們從各種不安、恐懼當中解救出來。這段話，對比哈伯瑪斯在《舊歐洲。新歐洲。核心歐洲》一書中的召喚歐洲認同、歐洲情感、歐洲公民的宣言，不覺讓人想問：何謂歐洲？
老實說，哈伯瑪斯與德希達共同發表的那篇宣言，雖然言之成理，但讀起來確有種沈重（舊？）的感覺。雖然知道他們所企圖召喚的是一種建立在憲政民主主義上的歐洲認同，但不知道為什麼，就是讓人覺得他們是想用一種becoming（to）的認同過程，抹殺（或，否認），那多元being（from）的存在（或，可能）。
而老實說，這本選集讓我覺得有所收穫的文章，泰半不是來自於哈伯瑪斯與其盟友，而是來自那些反對哈伯瑪斯宣言的文章。
比方說，來自波蘭的Adam Kreminski、Andrzej Stasiuk和匈牙利的Peter Esterhazy就從東歐的「歐洲經驗」與視角，惡狠狠地嘲笑了哈伯瑪斯的「核心」想像。而Joachim Starbatty則很務實的從經濟層面警告說：「反霸權也要有心理準備要負擔高額軍費，而不只是地緣政治的結合」。當然，最犀利的（但未必是完全正確的）是Andrei S. Markovits，把這宣言與歐洲菁英「反美主義」的心理狀態連在一起。
可最讓我反芻許久的，卻是Hans-Ulrich Wehler的這段話：
.....歐盟終需面對邊界的界定。到目前為止，懦弱的政治人物不敢要求「被解放的人民」公開討論歐洲的疆界，以及納入可能與歐洲不合的新國家的進退兩難。「邊界」。
是的，就是「邊界」。隨著人們對全球化的瞭解日深，我們慢慢發現，空間尺度的相對化所帶來的不是邊界的消弭，相反的，是邊界的不斷創造，與超越（超越的前提是確認，或發明，邊界的存在）。順這思路，一個學術老梗的提問是：誰的邊界？誰來界定？誰來超越？
顯而易見的，跨國企業與寰宇菁英都是界定與超越邊界的關鍵行動者，而另個關鍵但往往被人忽略的行動者，就是國家。或許是因為，我們都中了大前研一的蠱，誤以為民族國家是個不合時宜的玩意兒，是太過地方固著且要被超越取消的，不過，就從歐盟整合這件事情來看吧，國家的角色，與國家的空間策略（或，統理），恐怕不該被忽略。
就在這時候，重讀Nei Brenner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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