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以，前幾天，中山社會所趁ISA年度會議之便邀了町村教授南下演講，我也就跑去聽了。
町村教授這次談的，是以東京自2000年後的轉變為例子，討論在全球/世界城市研究中關於「都市治理」的議題。
簡單的說，町村認為，這些理論反映兩種對城市不同的理解方式，一種是認為城市會朝英美資本主義趨同化，一種日認為城市會因路徑依賴而出現多樣性，那我們要如何將全球城市重新放進歷史與多尺度的脈絡？
在簡單的回顧既有理論後（這部份因為時間關係，沒有剪到節目裡），町村以東京統計資料給我們一個簡單的圖像：1990泡沫經濟後，商業區地價急貶，2003年是1990的20%，人口變化不大，但外國人口增加到150%，被生活保護者（受照顧者）增加到180%。接著把東京過去二十年的都市政策分為三個時期：在東京層次的都市政策，1985年左右是「全球城市政策」、1990-95是losing control、2000年後新自由主義改革。
在這二十年間，我們看到東京都內各區所得變化。2000年以前，千代田區（皇區）的所得是最高的，2000年後，港區取而代之，渋谷區則一直維持第三；倒數三名是：足立區、葛飾區、國立市（一橋大學所在地）。而且，兩千年前，所有的區所得都下降，2000年後，前三名成長，但其他區維持不變。階級的兩極化，由此可見。
在談完東京的基本結構後，町村教授把問題轉回「何謂新自由主義？」他認為，所謂的新自由主義，不是一個結構，而是一個政治經濟連續過程，因此關鍵問題是：那些路徑（path）需要被考慮？從「發展歷史」來看，包括了工業化階段、國家角色；從「制度遺產」來看，要討論經濟、政治、社會、意識型態。他接著援引 Bob Jessop（2002）的著作，認為自由主義改革的深化程度要區分為：政策調整、體制轉移、激進的系統轉型。
那，東京的路徑是什麼？有那些不同的策略被選擇與結合？
製造新自由主義東京都五步驟。
- 經過選擇的都市政策：以港區開發和醫療制度為例。公立醫院在1990年代後逐漸減少、私有化。
- 主流的npo、ngo如何加入都市政策？政府如何將公民社會轉型成為社會資本。福利、環境、社區的NPO在2001年以後大量增加，政府將NPO、NGO納入霸權體制裡。往好處想，日本社會的公民社會很弱，所以這發展是好的，但壞處是，政府就收買這些團體。
- 私人與公共行動者表現的評價與審核。雖然政府將公共服務去管制與私有化，但仍然想維持好品質。所以出現多種監管、評量、審核制度。這或許成為新自由主義政府的新國家基礎與影響。
- 透過競爭與評價創造新自由主義主體性。戰後對成長與平等的共享基礎逐漸弱化，在全球經濟下都市中產階級的兩極化。這增加了self-heated（自我鼓舞）主體再生產的困難，而競爭與評價常常提供一個self-heated主體的形塑。
- 製造一個有競爭力的全球都市區域（Machimura and Maruyama, 2006）。兩千年前的都市計畫多半是在郊區，但兩千年後的計畫則多半集中在市中心，這改變是為了角逐2016年的奧運會。
町村教授沒有給出最後的答案。
[圖片來源] Spiders are taking over! (HDR) by EugeniusD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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