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富士康在中國的管理模式隨著工人得連續跳樓事件而成為全球矚目的焦點。不同於台灣新聞媒體把自殺原因個人化，歸咎是80後的中國農村年輕人無法面對工作壓力，長期關心中國工人處境的潘毅教授則企圖把這些看起來是個人選擇的事件與制度上的結構扣連在一起，論「農民工」這樣一個特殊的廉價勞動力是如何在改革開放後因中國特殊的戶口制度而被懸空，並試圖號召學生組成研究團隊進入富士康，組織工人、組成工會，爭取生活工資的改善。
對潘毅的分析與訴求，我大部分是同意的，唯獨無法被說服的，是關於她一開始所提出的三點訴求。對我來說，如果世界工廠的祕密在農民工、農民工的祕密在戶口制度，那怎麼可能在不打破戶口制度的情況下讓農民工真的可以在城市安身立命？
更進一步說，這樣一種去政治的工人運動要如何持續下去？「我要活下去」與「我要留下來」該怎麼成為同一個訴求、成為同一股壓力？
music from: Nocturne No. 2 in Eb Major / Vladimir Ashkenazy
photo from: Southern Week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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