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誕節過後的那個星期，忙著接待UCLA社會系教授李靜君老師的來訪行程，收穫頗豐。幾次演講聽下來，我發現CK實在很擅長分析「某種看似矛盾的狀態是如何在多重行動者與空間尺度的互動中被（暫時性）確定」。很有regulation theory的味道，但是又比Boyer或Jessop他們具體。
以下是簡單的演講記錄。
《The Power of Instability：How the grassroots state absorbs popular protests in China 》
在這場演講中，CK從「為什麼中國有越來越多的社會抗爭，但政權卻依然穩固？」這個矛盾出發，透過對中國政府如何透過城市中最基礎的街道辦事處進行「維穩」，來分析國家與社會在這個不穩定狀態中所建立的一種新權力關係。
CK認為，一般說來，對於國家與社會的權力關係有三種分析概念。第一個是侍從主義，這種概念認為威權國家是「大國家、小社會」，因此社會不過是國家的附屬，是聽從國家主導而行動的。第二個是官僚中介，認為國家與社會之間必須要有一個中介機制來聯繫其互動，而官僚就是扮演這個角色。第三個是隱性協商（hidden bargain），認為從行動者日常生活的互動來看，國家管理者與社會之間其實有持續、私下、非正式的協商互動過程，這種隱性協商的過程讓國家與社會之間可以維持一種穩定的權力關係。然而，對CK而言，隨著市場經濟在中國的發展，上述這三種權力機制都已經有所改變。簡單的說，市場經濟轉化了國家與社會資源依賴的關係，侍從主義的影響力在下降，即使有，其原則也不再是政治的，而是經濟的。在這過程中，雖然官僚仍就是國家與社會之間的中介，但這也是一個過程，而非結果。最重要的是，所謂的隱性協商也不再是私下運作的，而是被公開地執行著。維穩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
CK接著分析維穩的三種機制。首先，維穩是一種「花錢買平安」的機制，透過政府預算中的「維穩基金」，街道政府得以透過補償、收買抗爭者的方式，來平息眾怒。無疑的，花錢買平安是市場邏輯的展現，透過利益的交換來解決問題紛爭，但是對於問題源頭的制度性問題，卻不做（也無法做）根本的解決。其次，在維穩執行過程中，官僚扮演重要的中介者角色，這特別展現在官僚在面對抗爭群眾時所展現的「政治技巧」。例如，官僚首先會以言詞平復抗爭者情緒，接著透過個人利益的訴求來分化抗爭群眾，再來會在與抗爭者（或被抗議者）共尋解決之道的過程中教導其現實為何並降低抗爭者對利益回報的期待，最後也最重要的是，對於抗爭領導人，官僚會特別拉攏懷柔，尋求合作並建立關係。透過這樣的政治技巧，官僚往往與抗者建立了一種新的侍從關係，透過這種人際關係的運用，官僚不但得以解決單一事件，也在得以監控往後的類似事件。
CK認為，上述對維穩過程的分析有三個重要意義。首先，所謂的「社會不穩定」其實是一個讓官民同得利益的狀況。對街道政府而言，因為社會不穩定，所以跟國家要求更多的維穩預算，並且透過對抗爭事件的解決來證明其治理的有效性，進而要求更多的政府預算。對民眾而言，維穩過程所展現出來的協商空間在過去在計畫經濟時期是不存在的，現在不但出現了，而且還可以滿足其經濟利益。換言之，協商不再是國家與社會之間的零和問題，而是一個近乎官民共謀的機制，透過抗議與維穩，抗爭民眾得到經濟利益，街道政府得到維穩預算。其次，維穩是一個「多重空間尺度」的運作機制。舉例來說，抗爭者往往以「打一場陸海空戰爭」來形容抗爭是在不同層級的政府之間同時進行，利用越級上報來壓迫街道政府修改其協商內容。而對街道政府而言，維穩如同「打一場綜合戰爭」，不只是是透過行政程序來解決抗爭問題，必要時也會透過司法程序來壓迫抗爭者接受政府所提出的協商條件。也就是說，抗爭雖然是地方的，但抗爭的解決過程必然是連結著多重空間尺度與多個行動者，因此是更為複雜的運作過程。最後，社區已然取代工廠車間成為新的國家治理空間，並有著新的侍從權力關係。例如，在社區裡的公民服務單位、退休老人，甚至前抗爭者，都會成為國家在社區中的下線，監控著社區裡大大小小的社會問題，並且在抗爭發生時扮演阻卻瓣的角色。對政府而言，在毛時期，工人是群眾工作的主要對象，但是現在，城市裡的小區居民則成為群眾工作的對象。
《The "Labor Question" of Chinese Capitalism in Africa 》
在演講的一開始，CK首先說明了他為什麼會開始研究中國在非洲的經濟投資。她認為，其實自己的研究就是一直追著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當中國剛開始市場改革時，她研究的是深圳的女工，當市場經濟席捲國有企業時，她跟著研究中國東北的國有企業下崗工人，而當中國在1990年代後開始向海外投資時，她覺得她理所當然地要跟著研究中國資本主義的全球化。CK接著說，中國在非洲的投資往往被新聞媒體形容為一種「新殖民主義」，但他深感質疑，因為如果中國投資就意味著殖民主義的話，那我們也應當以殖民主義來理解中國在美國、歐洲等西方國家的投資。另一方面，不單只有中國投資非洲國家的營造業與銅礦，有許許多多的外國投資都投資在這兩個產業中，卻只有中國是被批判與質疑。而CK的演講就從這個疑問出發，透過分析中國在尚比亞營造業、銅礦與經濟特區的投資，來檢視中國資本主義全球化過程中的運作機制，並且回答為什麼只有中國的投資是被特別點名批判的。
在交代完問題意識後，CK接著簡單回顧尚比亞的發展歷史。簡單的說，尚比亞在1964年獨立後，採取的是國家社會主義的發展路線，而當時中國政府就已經透過經濟援助的方式幫助尚比亞政府建設鐵路等基礎設施。然而，國家社會主義的發展方式造成尚比亞政府國債高築，因此從1990年代開始，在IMF、世界銀行等國際組織的要求下，採取國內市場對外開放與大規模的私有化政策，以換取國際組織在債務上的展延。然而，1990年代正適逢中國資本尋求海外投資，因此有許多中國資本就進入了尚比亞的營建業與銅礦市場。並且，隨著中國在尚比亞投資規模日漸擴大，加上尚比亞本身在非洲有著接連著許多重要國家的地理優勢，從2007年開始，尚比亞政府也允許中國資本在尚比亞開發「中國式」的經濟特區。因此，營建業、銅礦、經濟特區，這三個中國在尚比亞的主要投資，展現了中國資本對於空間、資源與制度不同的影響，這其中又以經濟特區影響最大，但因為仍在發展中，所以後續分析以營建業為主要對象。
簡單的說，所有外國資本在尚比亞的營建業投資都有著類似的勞動機制。在薪資關係上，工人是沒有合約或簽短約的（一年就算長約）、只有最低薪資、流動率高。在種族關係上，不同族群的差異仍在，當地工人無法成為管理者。罷工也是到處都有的，並且這些罷工都是法律所不允許的，甚至連集體協商都是不合法的。CK認為，從這角度來看，中國資本當然是剝削當地勞動力，但不單是中國資本剝削，所有的外國資本都在剝削當地工人。而且這個剝削機制的建立並不是中國資本主動要求的，而是IMF、世界銀行等國際組織在要求尚比亞政府將國有企業私有化時，一併在法律上剝奪了工人罷工與集體協商的權力，目的在掃除外國投資所可能遭遇到在勞動控制上的障礙。因此，若要說資本在非洲的新殖民主義，那不該片面批判中國，更應該批判IMF、世界銀行在私有化過程中對非洲所造成的傷害。
那麼，如果其他外國資本與中國資本有著一樣的勞動控制條件的話，那為什麼中國資本總是可以以低於別人30％的價格取得標案？CK認為，這關鍵在於中國資本不只是剝削本地勞工，他們也剝削自己派出去的管理階層。她的研究發現，中國在當地的管理階層拿的薪水很低、福利又差，不像我們印象中的海外員工是住在市區有著與尋常的社交生活，而是住在工地旁的宿舍，過著毫無社交可言的日常生活，無聊到一天工作二十四小時，一週工作七天。更重要的是，這些中國企業的海外員工在工程進行過程中是拿不到薪水的，他們必須在做滿兩年約、完成工程、回到中國後，才能拿到這兩年的薪水。在這段過程中，如果他們在中國的家人需要用錢的話，公司會以「貸款」的方式借給他們在中國的家人。對工人來說，因為食衣住行都在工地，所以平時拿不到薪水對生活也不會有影響，兩年一次拿足反而像是存了一大筆錢。而對企業來說，這兩年省下來的薪資，構成了一股龐大的現金流，讓他們可以用低價與其他國家的資本競爭。而中國工人為什麼願意接受這樣的勞動契約呢？CK認為，這是因為這些工人都是中國的剩餘勞動力，他們在現今中國根本難以找到工作，遑論生存購屋生子。換言之，中國在非洲的投資不單是輸出資本，更重要的是輸出國內的剩餘勞動力，轉移了內部可能的社會緊張與經濟問題。
最後的問題是，為什麼中國資本在非洲是最被質疑批判的呢？CK認為這可以從兩個面向來看。一方面，許多在非洲投資的中國資本都是國有企業且與當地政治菁英關係密切，引人非議，而許多中國工人在結束工程後因為回國找不到工作，就留在非洲開始做起小本生意，對當地社會影響不可說不大。但另方面，也更重要的是，隨著尚比亞的民主化發展，國內的反對勢力發現可以透過批判中國資本來累積自己的政治資本，例如三個月前剛贏得總統大選的Michael Sata就是批判中國資本不遺餘力，並且要求中方必須改善尚比亞工人勞動條件與投資契約。換言之，當西方的新聞媒體與研究者在分析中國在非洲的投資時，只看到中國資本的主導性，忽略了非洲社會的自主性時，他們對於中國資本對當地社會的影響與效應，就容易單面向地概化為新殖民主義，而忽略了更細微，且在轉變中的權力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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