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陳曉蕾那本《剩食》是前年去香港開會的時候，再次想到則是和前陣子的「超商待用餐」有關。
在《剩食》裡，陳曉蕾從「廚餘」出發，追蹤了廚餘的來源，也比較了各國不同的處理方式。在書中，陳曉蕾給了台北「垃圾不落地」與「廚餘回收」政策很高的評價，我開玩笑的說她大概是沒注意到這政策隱含的「單身歧視」，她則回應當時這樣寫不過是想給港府一些政策壓力，並且提到「去年採訪了一些台灣浪費食物現象，發現很多漏洞：例如沒有在做源頭減量，大量便利店、吃到飽、大賣場都在丟食物，而廚餘回收了，只有一成再利用，比例相當低。總括來說，中間的分類回收超仔細，但前端和末端都沒有關注，也有團體在跟進。看到台北市的私人回收廚餘車，是有機會出現黑心食物和廢油再用，如果台灣有記者去追查報導就好了」。
的確，在《剩食》裡，陳曉蕾花了很大的篇幅在討論餐廳、食堂、超市的廚餘問題與食物浪費，但是在台灣，類似的討論多半停留在「國人一年浪費的廚餘可以堆成幾座101」，只有《天下雜誌》在今年四月份曾分析食物浪費問題的前端（從西螺果菜市場到家庭冰箱）和末端（家庭、餐廳、吃到飽），必且試圖把這問題拉高到「飲食教育」的層面上。只可惜，就如同天下報導中指出的，我們從統計數字上能看到的廚餘產生量僅限於環保署回收量統計與垃圾性質分析推估，並不包括餐廳、大樓委託民間業者的回收量。而正因為統計數字裡看不出來家庭、超商、餐廳在廚餘中所佔的比例，因此「國人」二字反而讓企業該負的社會責任轉由無面孔的社會（甚至個人）所承擔了。
值得觀察的地方是，在天下的報導中，吃到飽餐廳和高檔飯店的廚餘量被特別點了出來，但另一個與你我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外食場所卻從報導中消失了，那就是「超商」。
在前陣子很熱門的超商提供待用餐報導中，發起這愛心行動的超商店長說：「其實便利商店每天丟棄的鮮食數量很龐大」。對超商店長而言，把這些即期品從廚餘桶的邊緣拉回來變成待用餐點是個愛心行為，但這句話背後更關鍵的問題其實是：「為什麼會剩下這麼多？」如果，每間超商都有其自豪的「POS系統」（Point of Sale，銷售時點情報系統）來分析消費者行為與商品販售情況的話，為什麼還會生產出這麼多賣不出去的鮮食商品呢？
更進一步地說，雖然已經有許多報導告訴我們，當超商開始賣起便當時，它所企圖切入的是一個有著千億元商機的外食市場，更不用說當超商開始買起蔬菜、水果、生鮮等我們之前只能在傳統市場或超級市場購買的食材時，台灣的超商業者已經變成一個多麼龐大且靈活的通路。這些報導甚至也告訴我們，為了滿足超商業者的需求，原料端的食材供應者得做多少革命，「7-Eleven要求菜農必須依照規定事先裁切過，一把空心菜的重量、長度，甚至連色澤都得符合要求，才能送進工廠，也因為這樣，台灣因此誕生了一種從來沒有過的行業－蔬菜裁切廠」。但這些報導沒有告訴我們的是：這些蔬菜裁切廠製造出來的廚餘有多少？為了讓消費者24小時都能吃到便當而閒置在架上的國民便當有多少？當正餐時段過去而沒賣出去最後丟進廚餘桶的便當又有多少？
換言之，有沒有可能，隱藏在這些超商的愛心待用餐現象背後的，其實是超商的過度競爭、便當的過度生產，以及大規模廚餘的食物浪費？
如果是的話，那我們與其把超商待用餐視為一種「愛心」，是不是更應該正視其背後「過度生產」的資本主義危機？
甚至，若我們把「超商愛心待用餐倡議」和過去「統一超商門市廚餘回收製作有機肥」、「新北市與超商合作設置弱勢餓童幸福站」等事件放在一起看，有沒有可能，「如何處理生產廢棄物？」其實一直都是超商業者的經營焦慮，只是今日以一個社會創新、社會責任、愛心行動的道德論述包裝了超商業者在鮮食販售過程中過度生產、過度浪費的事實？
如果是這樣的話，那我們該做的，恐怕不是歌詠超商的愛心與創新，而是得像追蹤毒澱粉事件一樣地要求超商該負起他們在食物浪費上該負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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