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抗不是轉身逃逸：回應《當路跑成為一種時尚》

下午去文化研究年會擔任《當路跑作為一種時尚》這篇文章的回應人。我雖然是作都市研究的，但並不是作文化研究的，真好奇主辦單位為什麼會找上我？ 難不成是有看到我的跑步日記？（苦笑）

總的來說，《當路跑作為一種時尚》是一篇有意思且有企圖的論文。說有意思，是因為這篇文章緊扣著台灣近年來的路跑熱。說有企圖，是因為作者嘗試結合Lefbvre的「空間生產三元素」與Harvey的「時空修補策略」來分析路跑與都市空間之間的辯證關係。只可惜，或許受限於寫作時間，作者對於「路跑的都市空間實踐」的討論比較完整，但是對「路跑的空間生產資本邏輯」則只是點出一些概要，卻沒有太多的分析。 

因此，我今天的回應就先把第二部分擱下，先從我怎麼理解作者在第一部分做的分析談起，再提出我對第二部分的想法。 

首先我想從4.3「路跑作為一種抵抗」開始談起。就像很多以Lefbvre的空間生產架構分析都市生活的論文一樣，作者在空間實踐與空間再現的部份分析得很緊密，好像這之間沒有可以拆開的空隙或抵抗的可能。路跑者的身體就是被資本與國家規訓的、路跑賽的空間就是被資本與國家規劃的，所謂「路跑的都市旅行」，或是說像Borden在分析滑板運動時所提到的行動者對於都市空間意義的再造這部份，在「制度化的路跑賽與規訓的身體」這裡就突然消退了。那麼，作者所謂的「抵抗」指的是什麼？ 作者所說的「抵抗」就是「無視於主辦單位的規劃與管理」，他舉的例子像是脫序啦、挪用運動產品的預設啦、變裝啦、抄捷徑啦、赤足啦，但我的第一個問題是：這些是「抵抗」嗎？或者，這些是「有效的抵抗」嗎？我覺得不是。 

以作者所謂「路跑賽中各式各樣的打扮，完全逃脫空間再現的支配性」來談，作者如果有在看波士頓馬拉松或東京馬拉松的話，就知道「變裝」這件事情一直都是馬拉松賽事的一部分，主辦單位甚至會把這些相片貼出來，當作是馬拉松賽事的有趣之處與宣傳畫面。換言之，變裝這種事情不但是主辦單位所預期的，甚至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地放任的；服裝這件事並不是主辦單位所在乎的「秩序」。同樣的，赤足也是，更別說現在有越來越多的路跑鞋標榜「赤足感」，就知道與其把赤足視為一種抵抗，不如把赤足視為一種「技術物」所欲模擬的樣態。 

那什麼才是主辦單位所在乎的「秩序」呢？我覺得「路線」，也就是對都市交通的干擾程度，才是路跑賽規劃的重點所在。以台北馬拉松為例，台北馬常常被跑友戲稱為「基隆河濱馬拉松」，因為全長42K的賽事有將近30K是在河濱公園完成的。而大多數在台北市舉辦的路跑賽也是以不干擾正常交通為前提，這些路跑賽上國道、繞河濱，就是沒有在敦化南北路、仁愛路等林蔭大道上結結實實地跑個42K。但，台北馬並非一直如此，1986年第一次舉辦的時候，整個賽事都是在市中心（當時沒有河濱公園），1990到2000年間因為捷運工程而停辦，2004年重新由ING冠名贊助，但路線就轉成以河濱為主。這中間的轉變是為什麼？是因為「交通黑暗期」這個歷史夢魘嗎？甚至，為什麼原先主辦台北馬拉松的田徑協會在1992年於北二高舉辦首次的「國道馬拉松」會一炮而紅？這不也跟「交通」、跟「路權」有關嗎？ 

因此，我同意作者說的，「制度化的路跑賽是一種對秩序的規劃」，但是我認為規劃所作用的對象不是跑者的服裝，而是整個路線。誰有權力使用道路？都市統治者能夠容忍跑者「佔用」道路多久？「路權」就是一個權力分配與鬥爭的過程。作者在P.16對「空間再現的辯證」有一長串很有意思的轉折，他說：「因此，路跑者看起來是被支配、控制，實際上，是在用另一種方式，借用了警察與主辦單位的路權，萬人齊跑，實踐出平常不可能的體驗」，不過這段話就在「視為抵抗的空間再現」這個斷句下訝然而止，甚為可惜。 所以，我覺得作者有一個問題很重要：「什麼程度的抵抗可以被稱作是抵抗？」對我來說，只有當路跑者開始意識到這個路線配置背後的權力問題時，抵抗才開始，而只有當路跑者成功地從都市統治者手中奪回路線規劃的權力，甚至是改造整個都市空間從「design for cars」到「walkable or runable city」時，抵抗才是有效的。以台北馬為例，這次比賽結束後有許多跑者質疑路跑協會的路線規劃，甚至以知本馬、田中馬或是高雄馬這些以「路線規劃」與「選手權益」著稱的賽事來作比較，我覺得這邊其實有些有意思的事情可以挖下去。也就是對主辦單位來說，他們到底是怎麼看待路跑賽這件事？他們到底在「凝視」什麼？「規劃」什麼？路跑者又是怎麼回應與質疑這樣的規劃？這些都是作者點到為止，卻值得深究的議題。 

那麼，順著抵抗這點，我的第二個問題是：路跑者只是柔順地被規訓的對象嗎？我認為不是。 

在作者「制度化的路跑賽與規訓的身體」的分析裡，我們幾乎要接受路跑者只是被規訓的對象、路跑者的身體在資本面前是柔順的，路跑者對於這些權力的凝視、宰制與剝削往往是一無所知的。就好像在許多對資本主義體制的研究裡，研究者總會告訴我們資本家與國家是如何想方設法地隱藏這體制的剝削，以Burawoy的研究為例，資本家是透過「製造甘願」的方式來掩飾剩餘價值的創造與萃取。有趣的是，謝國雄順著Burawoy的研究卻將問題轉化成：「剩餘價值的創造與萃取真的需要被掩飾嗎？掩飾得了嗎？」而他的回答是，掩飾不了，而且工人們也都看穿了這等掩飾，並藉著「自願性順服」與這結構抗結異議。 

回到路跑者，作者說（P.9）「路跑被制度化後，不只是都市空間本身被有效的知識和意識形態生產出一個規劃師主導（？）、屬於企業、國家力量介入的空間，還特別針對空間內，人的身體做出一項浩大工程」，彷彿資本對身體的規訓被企業力量（路跑知識、產品行銷）、國家力量（健康體魄）、新技術物（Big Data、SNS）所掩飾的，而路跑者對於這樣的規訓不是沒有意識，就是被「製造甘願」。用作者在P.16的話，這些技術、知識、國家機器、意識形態的展現與掩蓋「其實是為了化解資本主義危機的修補策略」。而我的疑惑就像是謝國雄對Burawoy的疑惑一樣：「掩飾得了嗎？跑者看不穿嗎？」 我覺得這些跑者都知道，都看在眼裡，而問題在於跑者為什麼會願意「自願性順服」？跑者試圖在自願性順服的過程中得到什麼？在這自願性順服的過程中，跑者有什麼樣的改變？ 

我自己的經驗是，跑者的順服一開始是為了取得成績證明自己，後來是為了理解自己身體的變化（特別是疼痛），而在這過程中，跑者的身體也成為自己觀察的對象；一如資本與國家對跑者身體的凝視一樣。換言之，不是跑者的身體被資本、國家、技術所規訓，這麼單向，而是跑者自己將他的身體客觀化成為一個可以被觀察、被訓練的對象。在這樣一個客觀化的過程裡，技術知識是關鍵的，企業力量是辯證的，而國家力量則根本是被無視的。換言之，先是「心態的轉變」，然後是「觀看對象的轉變」（從都市空間到自我身體），最後才是「身體的規訓」（成為適合路跑的身體）。心態的轉變之所以重要，是因為跟工人勞動賺取薪資不一樣，並沒有什麼結構性的力量或機制「強迫」你去路跑。 

村上春樹說：「因為並不是有人拜託我『請你當一個跑者』，才在路上開始跑起來的。就像沒有人拜託我『請你當一個小說家』，而開始寫小說那樣。有一天，我突然因為喜歡而開始寫小說。然後有一天，突然因為喜歡而在路上開始跑起來」。而路跑者心態的轉變也是如此。「因為並不是有人拜託我『請你跑馬拉松』，才開始跑馬拉松。有一天，我突然因為喜歡而在路上開始跑起來。然後有一天，突然因為想知道那四十公里以後的風景而開始跑起馬拉松」。你要說這種心態「不純粹」嗎？很純粹啊，還有什麼比沒有獎賞卻單純地追求sub-4純粹？你要說這樣跑步不快樂嗎？很快樂啊，還有什麼比腦內嗎啡（Runner’s High）以及全馬後的那罐啤酒來得快樂？只是我們知道12K以上的距離對身體的負擔不是「純粹的快樂地跑步」所能負荷的，所以我們才需要那些作者眼中「例行化的特殊行為」（做足測、選裝備、排路線、紀錄時間步幅步頻）。 

換言之，除非你參加馬拉松只是想在主辦單位關門前跑進去，或是像女王滴汗不流地拍著美美的相片，不然你都會經歷這樣一種心態上的轉變，而我以為這正是從樂跑者（偶爾跑，每次5K以下）到路跑者（固定跑，每次5K以上）的轉變。有趣的是，這些人，訓練身體的、添購裝備的，看起來像是順服於企業力量的，卻才正是會挑戰路跑賽事路線規劃的、在乎空氣汙染的、質疑路權分配的。這些人才是會抵抗的。也就是說，我認為，真正的抵抗不是變裝、逃逸，真正的抵抗是進入現場，然後尋求改變；抵抗始於「心態的轉變」。為什麼不能有更好的賽事路線？為什麼這都市的馬路都坑坑巴巴？為什麼這都市的霾害總是那麼嚴重？要怎麼改變？這些問題是許多人從樂跑者變成路跑者後的疑問，作者在問卷中似乎有問路跑者這方面的問題，不過文中沒有多作著墨，我倒挺好奇這部份的答案是？ 

最後，讓我們討論一下政治經濟學的部分。 

我們無法否認這城市的路跑賽就像蛋塔熱一樣潮，更無法忽視各家運動品牌舖天蓋地的跑鞋跑衣手錶襪子腿套帽子手套APP等「技術物」，但我覺得我們與其把這些技術物都看作是規訓著跑者身體的力量，倒不如把他們看作是介於跑者身體與都市空間之間的「中介物」。是的，我這裡轉換了觀看的視角，不是「資本/國家/跑者」這樣一個我們習慣的雞蛋圖像，而是「身體/技術物/都市空間」這樣一組關係。而我覺得這樣的轉換更有助於我們討論文章沒有談到太多的「資本主義危機的空間（美學）修補策略」。 

就如同Borden對滑板者的研究，滑板者與都市空間之間的關係不是赤裸的碰撞，而是透過滑板等「技術物」中介後的互動經驗；跑者與都市空間之間的互動也是。我們是在面對不同的都市空間、氣候環境、路跑動線、活動性質中來配置不同的技術物（跑鞋、服裝、穿戴式科技）以生產出不同的都市經驗。好比說，那些在馬路上進行的路跑賽（台北馬、萬金石、太魯閣），跟在河濱公園舉辦的路跑活動（Hello Kitty Run、Color Run、殭屍路跑），因為活動性質與路跑動線的不一樣，我們看到的跑者類型也不一樣，他們想體驗的路跑（都市）經驗也不一樣。有趣的是，作者在P.16所總結的兩小段「空間再現的辯證」、「再現空間的辯證」卻隱約指出了這兩種不同的路跑者（前者藉路跑賽暫時的奪回路權，後者因潮跑使再現空間成為支配），在不同的空間關係的辯證中，也展現出不同的身體規訓，與裝扮消費的方式。而接下來的問題就是：這些滿足不同跑者需求的「中介技術物」是怎麼被生產出來的？ 

在這短短的兩段，作者提到兩次「資本主義危機修補策略」，他似乎認為，路跑活動的「制度化」與「時尚化」是為了解決商品滯銷、利潤率下降的修補策略，但這樣的一句宣稱，卻沒有提出任何證明。Nike、Adidas、Puma、Asics、Mizuno、New Blanace的利潤率下降了嗎？證據在哪裡？跑步人身部品的「高科技化」與「風格化」是這些跨國運動用品廠商為了因應利潤率下降所提出的修補策略嗎？證據在哪裡？這些疑問，作者只用了「地理擴張」這樣一個Harvey所談的空間修補策略來順理成章，但問題是，1980年代固然是這些運動品牌向亞洲攻城掠地的開始（先不談asics、mizuno是日本品牌啊），但是路跑在台灣卻是2000年後才開始「時尚化」的，這中間的時間差又是為什麼？ 

我的想法是，如果我們不先去理解體育產業在1990年代後（雅特蘭大奧運後）的明星化、跨國化、專業化、贊助商化、高科技化，恐怕我們對於修補策略這方面的討論會太過相當然爾，忽略了這當中一些細微的差異。例如，對廠商而言，「路跑」（或者說「田徑」）這運動跟籃球、棒球、足球是一樣的嗎？我覺得是不一樣的。為什麼當其他運動都有許多運動代言人時，路跑卻很少看到「某某跑者代言」？為什麼當其他運動都早早開始時尚化的時候，路跑的時尚化卻是這幾年的事情？甚至，Nike、Adidas、Puma、Asics、Mizuno、New Blanace之間是否因為利基市場的不同，所以切入路跑市場的策略是不一樣的？在這些運動廠商裡，又是誰開始將路跑「時尚化」？是那只經營田徑市場的Asics、Mizuno、New Blanace嗎？還是那以多角化著稱的Nike？甚至，當大多數廠商辦的路跑賽都是不限性別時，只有Nike在2008年後開始在各個城市舉辦「女子馬拉松」，為什麼？換言之，我覺得廠商之間其實都有一個Fligstein所說Concept of Control的轉變，如果我們沒有先討論這產業的歷史，我們又怎麼去分析所謂的修補策略？ 

此外，作者以1980年代為分界，認為在1980年代以前的路跑活動主要都是政府主辦，1980年代中期之後則由企業接手，並以此作為其解決利潤率下降危機的空間修補策略。但如果我們整理台灣的馬拉松史的話，我們會發現，直到1989年，台北國際馬拉松都還是由田徑協會主辦的（1986年有2247人，1989年有19613人），而企業冠名贊助已經是2004年的事情了；而且冠名者還是ING這樣一個金融保險集團，而非運動品牌。而在2000年後這些大大小小的路跑賽事中，又有多少是運動品牌主辦的，多少是銀行、保險、宗教、汽車、美妝、保養、健康食品、地方政府主辦的呢？這些都要算做是「運動品牌」的資本主義危機嗎？這些路跑賽到底是誰的利潤率危機？誰的空間修補策略呢？當然，我這說法憑的只是自己對路跑賽事的記憶，作者一定有（也必須有）更詳盡的資料整理來佐證他的說法，但我仍要提醒作者，運動品牌作為路跑賽的「主辦單位」跟「贊助單位」，所扮演的角色與擁有的權力是大不相同的。 

最後，路跑跟資本主義危機之間的關係到底是什麼？路跑到底是如作者所說的掩飾了危機，還是其實是揭露了危機？我會這麼問，是因為如果我們上nike plus這個熱門路跑紀錄網站的話，我們會發現台北市最熱門的跑步路線是大安森林公園、松山運動中心、河濱公園沿線，但是在市區巷道裡，卻沒有什麼跑步紀錄。當然nike+的紀錄只代表了它的用戶，不過這還是跟我們的經驗是一致的，那就是因為都市過度發展、綠地不足、車輛擁擠、人行道狹窄，所以台北市的市區街道並不適合跑步，於是跑者只能在特定公園或是河濱公園跑步。這是掩飾危機，還是揭露危機？我覺得是揭露危機，而台北馬，甚至大多數的路跑活動都擠在河濱這件事不也正一次次地揭露這個都市的發展危機嗎？ 

換言之，不同空間尺度上的資本主義危機，男性跑者的中年危機、都市政府的發展危機、跨國企業的利潤率危機，這些危機彼此的套嵌、連結、強化、抵消、共謀、逆轉，遠比你我想像的複雜與細膩，因此我雖然覺得作者想以「路跑空間的生產過程」將Lefbvre和Harvey作結合的理論企圖很有意思，但這中間恐怕需要更細膩的推論佐證才能支撐起這個有趣的企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