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思考「遊戲」這件事

昨晚讀完 《Children Living in Sustainable Built Environments》這本書，很有意思。簡單的說，作者想重新定義「遊戲」（play）這件事，並且從兒童青少年（6-11）在都市中「如何玩？」來檢討「永續都市主義」的政策實踐經驗，特別是兒童遊戲經驗過往不被成人規劃者所重視（「你太小！你不懂！我不聽！」），而作者卻認為規劃者應該向K12的充滿活力（vital）的遊戲方式學習，甚至將其納入政治決策過程。

不可免俗的，本書也提到了ANT（行動者網絡理論），不過沒有刻意多講，只是在討論「技術」與「物質」時約略帶過。但從分析中，的確可以看到兒童在遊戲中如何藉著物的組裝轉化空間的使用方式甚至發現新的公共空間。老實說，對比過去習慣以Henri Lefebvre「空間三段論」來討論空間轉換的分析來說，ANT乍看抽象，卻是更為實際地貼近現場。

此外，關於文末討論的Vital Politics也頗有趣。一樣有著「生」這概念，但vital跟bio總是不一樣的視角，只是在現實政治中常見「環境如此的糟，我怎麼生得下去？」這種抱怨，於是連遊戲場設計與永續都市主義都成了鼓勵生育的策略。只是，如果我們就因此落入Foucauldian的陷阱，把遊戲當作資本與國家的新規訓手段（總覺得即將有這類碩論出現），那也太了無生趣了。

最後，這學期雖然來不及讓 #hackubike 的同學讀這本書，不過為了延續上週特公盟Zoe的演講所設計的「童年與街道設計」這主題，其讀本與提綱倒是與此書論點不謀而合。

好比說，在董娟鳴〈衛星市鎮鄰里環境特徵對兒童移動自由之影響〉這篇論文中，他首先提到兒童獨自移動對於其身心發展與環境認知的重要性，接著以衛星市鎮（新北泰山）為例，分析鄰里環境關係特徵對兒童移動自由的影響。在這論文中，雖然土地使用類型、建物樓層、主要道路劃分、人行系統是其整理環境現況的疊圖基礎，請問這些環境現況與街道設計，如何影響了兒童的獨自移動？不過，「家長態度」與「階級」似乎也是影響孩童能否獨自移動的關鍵變項，為什麼？

接著，讓我們把視角從陪伴者（父母）切回到孩童。父母有時候之所以不放心兒童獨自移動，是因為「不知道小孩會跑去哪！」，而過去規劃者如果想要知道兒童在街道的移動路線或空間經驗，會設計不同的Children Track Methodology，好比地圖繪製或貼點點（例如：台北主觀地圖）的方式來標示。

相較這些傳統作法，Hanssen那篇〈The Social Sustainable City: How to Involve Children in Designing and Planning for Urban Childhoods?〉介紹了Barnetråkk這個平台。這平台解決了傳統地圖標示作法在紀錄上不完整的問題（畢竟行動者可能去了他並不想說的秘密基地），但也帶來了缺乏深度訪談的限制，畢竟遊戲記憶與空間意義不是數據可以顯示的。如果是你，會怎麼使用這類工具？有什麼替代方案？

其實，上述方法是在提倡兒童在空間設計上的參與權（Hanssen，2019：54），而Iverson他們在〈Child as Protagonist: Expanding the Role of Children in Participatory Design〉一文中，則以Protagonist這概念來深化兒童在空間設計中的參與角色（Iverson，2017：28），甚至列出六種可能的角色與參與方式（P.30）。若參考「玩出一座遊戲場」，甚至特公盟這篇百寶文，在遊戲場設計過程中，哪一個角色是最難做到的？為什麼？有什麼可能的解決方案？

最後，讓我們回到Jane Jacobs。在《偉大城市的誕生與衰亡》這本經典，Jacobs暢談街道生活的重要性，一開場就是人行道（sidewalks）的三種關鍵功能：安全、接觸、教養兒童。在「人行道：教養兒童」這章，Jacobs問的關鍵問題是「在真實生活中，如果將兒童從一個有活力的城市街道移到一般公園或住宅計畫的遊戲場，會有什麼重大的改變？」而他的答案當然是極為悲觀的。對比Jacobs筆下1960年代的美國城市街道，回到我們所生活的街道，或者就說台北這城市的街道吧，兒童的生活跟過去有什麼不同？再更縮小點，就說台大周邊的人行道吧，當自行車上了人行道，兒童的街道生活又變成什麼樣？或者，反過來，如果是兒童騎著自行車上街道，那會帶來什麼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