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親日」與「哈日」之間的關鍵世代

今天的週五論壇是康河鴨來講〈「殖民現代性」與「文化相近性」 的再思考：日本通俗文化在台灣(1900-2000)〉。時間一到，許多研究員啦、訪問學員啦、學生啦，都坐在會場；雖然沒有擠滿，但已經是我看過人最多的週五論壇了。小鴨老師加日劇，果然是票房保證。在開始演講前，汪居然還來個訪問學員點名介紹，噗，幸好沒缺席。

小鴨今天講的題目很大很理論，據他的說法，這是他論文的第一章，至今沒有公開講演過。而正因為這題目背後理論之龐雜、歷史之久遠，因此小鴨大概花了八十分鐘來報告，卻還是講不完。簡單摘要如下：

歷史學者會以「日據」的「殖民現代性」來解釋老一輩台灣人的親日，而傳播學者則會將新一代「日劇」的風行歸因於「文化相近性」；這之間有關連嗎？中間所隔著的一個世代呢（夾在老一輩與新生代中間的父母輩）？日本對他們而言意味著什麼？

在現代性的討論裡，GIDDENS「傳統/西方/普同」的現代性與「另類/多重/複數」的現代性之間的存在著差異與緊張關係。如果說前者是「深論淺描」的話，那麼後者則是透過很多經驗資料作為前者的對立面，但是在理論上的討論卻不足。晚近則出現一個試圖超越兩者二元對立關係的談法；這種談法其實更強調「區域整合」的力量，透過不同文化在地方上的運作，討論一個多重現代性是如何透過重疊、協商、斷裂所生產出來的。

台灣正是這樣的一個案例，是中日美文化交錯的影響。一個美國記者說：「美國在台灣的政治與教育領域影響很大，但日本卻無所不在」。而從一個台灣年輕人日常生活不同現代性特色的展演（美國電影、日本生活），反應了台灣的複雜歷史。

台灣的另類現代性可以分成三個時期（日據時代、1950s-1980s的國民黨統治時期、1980s以降），並認為最後這世代的現代性乃是歷史多重複寫下的產物。選擇從通俗文化切入，是因為他認為殖民現代性並不是建立在殖民者單方面的作為，不是因為他蓋了下水道系統就是現代性，而是要從通俗文化裡頭去理解。只有「經驗到」，殖民現代性才是存在，或者說，有作用的。是要被殖民者主動經歷，甚至欲求，甚至在抵抗中經歷了，才是真正殖民現代性的展演。因此，他認為公共衛生、國民教育、都市計畫才是殖民現代性真正的展演。而許多日本在台灣的政策與建設，不是愛台灣的德政、也不是為了經濟剝削上的需要，其實是「現代性」的「象徵作為」；用來證明日本人跟白人一樣能夠負起文民教化的擔子。

接下來是三段歷史的經驗描述，側重在政治經濟與社會文化的舉例。略。

小鴨認為，從1970s台日斷交後，KMT在外交與文化商品上重斷與日本的關係，但是在貿易上，民間社會的關係卻連結著。前述中間的世代在這裡有趣的地方就是，實質的日本已經不見了（或者說，不准存在於台灣社會），但是想像的、被慾望的日本則開始浮現。例如，作工作的父執輩學習日本商人的運作方式，而他們的想還則看日本漫畫。但是這個日本漫畫，為了閃躲國立編譯館的管理辦法，因此出現一個「重畫」的現象，使得日本漫畫變得具有台灣特色。當然，日本本身有趣的地方是，過去一百年來，日本通俗文化裡的主要慾望對象一直是「西方」。

學者常以「文化相近性」解釋日本通俗文化在台灣的流行，但這種看法的問題在於，台灣與日本並非同一語系、而同一語系的通俗文化（例如新加坡）在台灣卻不流行。小鴨因此認為，文化相近性不是一種本質，而是一種論述，是在特定的歷史過程中透過消費與實作而被生產出來。透過日劇與美劇的對比，日本的現代性展現出來的是一個「遙遠，但是可以實現」的夢想，而美國所展現出來的是一個「遙不可及的美國夢」。

因此，所為的現代性不是一種線性演化的社會理論，而是多個文明因特殊歷史牽引而交疊、激盪、揉合出的文化實作。如此說來，則日本的殖民現代性本身就是一個混血的現代性，因為殖民者在其中鎔鑄了他對西方現代性的想像。而連結在老人與年輕人中間的連結世代，透過日常的文化實作，將先前的日本現代性，巧妙地襄嵌到戰後以美國現代性和經濟發展主義為主的政經結構中；而這也為晚近台灣人將日本論述成一個「文化相近性」渴求對象提供了一個厚實的土壤。

演講結束後，台下反應熱烈；但大多數的問題都集中在：你這篇文章想問的問題到底是什麼？如果你覺得現代性是有問題的概念，為什麼還要繼續使用？日劇背後的政治經濟市場關係如何影響了日劇流行？怎解釋現在日本本土流行的韓流與華流？

小鴨回答的很誠懇，但是也很吃力。吃力的地方在於，當現代性是一個大家「似乎」耳熟能詳的大敘事、日劇是一個大家「似乎」多少知道一點的社會流行時，提問有時候就逸出了理論框架的設定，變得大到（或者瑣碎）難以回答。

而我自己的想法是，小鴨在這裡其實恨銳利地攻擊了「殖民現代性」與「文化相似性」兩種我們在解釋「台灣人為何認同/喜歡/慾望日本？」的說法。因為，透過對日據時代通俗文化的考察，他指出了殖民現代性本身就是一個雜種的現代性，揉合了日本殖民政府對西方歐美國家現代性的想像以及台灣人民對於這種科學殖民技術的回應（或者抵抗）；而透過對80年代後日本通俗文化的考察，他指出了所謂的文化相似性並不是一個日劇流行的因，相反的，日劇迷是在觀看日劇的過程中發現（或者，複製/生產/確認）一種文化相似性。

只是，更有意思的是，在這個分析框架裡，那處在親日的老年人與哈日的新生代中間的「戰後世代」，卻更為有趣；因為他們扮演了「把日本保留下來」的關鍵角色。而這個保留，是在政府全面地去日本化下，因為在經濟活動上的與日本的親近性而得以名正言順地展演出來的（日本商業管理技術）。然而，這個世代同時間也受到美國化、去台灣化、再中國化的影響，以致於他們似乎能夠用一個比較「遠」（客觀？）的距離，來觀看/理解/追認，日本對台灣的重要性。當然，這個世代的本省人和外省人對於中國、美國、日本的想法與親近性是有很大的差異的。但卻也是這個世代，確立了台灣社會對於「何謂現代？向誰學習現代？」的基本認識框架。

這樣一來，如果把小鴨這裡「說要處理、卻未處理」的台灣戰後世代與湯志傑的「1970年代是台灣政治轉型的起點」與蕭阿勤的「回歸現實世代」放在一起，似乎可以讓我們稍稍瞭解，我們的父母，是如何的處理他們與日本、中國、美國的關係。

會後問小鴨這問題，他說這在〈「親日」的情感結構，與「哈日」的主體：一個跨世代認同政治的考察〉這篇文章裡有處理過。有時間再來看看。不過，為了一勞永逸，小鴨還是趕快把他的博士論文出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