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6月4日

默默的,十七年過去了

若是在那個夏天出生的孩子,今年也要十七歲了吧

這些年來,可曾有人同你說起那年夏天的事?

又或者,他們同你說的是另一個故事?

毋忘六四



當晚,香港TVB新聞特別報導



後來,這城裡有人在唱這首歌



還有這首



跟這首

Comments

Anonymous said…
《兩個17年 完全不一樣》
香港明報 2006年6月4日

【明報專訊】「他的母親經常夢見自己兒子回來了,一把去抓他的手,結果就醒了、空了。」──六四死難者蔣捷連的父親蔣培坤

多年來一直蒐集遇難者名單的「天安門母親運動」發起人丁子霖女士近期身體欠佳,但仍堅持不願住院留醫,要在北京家中紀念死去的兒子蔣捷連。陪伴丁子霖走過艱苦的17年,丁子霖的丈夫、中國人民大學退休教授蔣培坤昨日向記者深切道出夫婦倆對兒子的思念、對六四平反的期待,一字一句,刻骨銘心。

今年是六四17周年,我們的兒子蔣捷連(小連) 當年遇難時是17歲,他活了17年,也死了17年。在世的17年,雖然我們經濟條件不是很好,但家中和和睦睦的,他很聽話,學習也很好,不用我們管,是個很好的孩子。前17年是我們家最幸福的17年,後17年是最痛苦的17年,這兩個17年完全不一樣。

6月2日是小連的生日,按照我們的規矩,17年以來,每年我們都為他買一個蛋糕,點點蠟燭,希望他在九泉之下享受到我們給他的小小禮物。17年前的6月3日晚上11點,小連在北京木樨地遇難,骨灰到今天還安放在家,我們每年都會在家裏紀念他,為他做上幾個愛吃的小菜,今年我們準備了紅燒肉、大蝦、黃魚、四季豆、黃瓜等,還擺蠟燭。

自己的孩子遇難了,我們無時無刻都惦記他,尤其是他的媽媽,總是想到他,經常夢見他,我也是經常夢見他小時候的情。有一次,我帶他到西單商場買家具,那天天氣很熱,我說小連啊,我們是不是要停下來買個冰棍吃﹖他就不願意,說別花這個錢,我們還是走吧,回去再休息,喝點茶就行了。

◎年歲愈大 反而愈想他

80年代我出過幾本書,我問小連,拿了稿費以後想買些什麼東西。他說我什麼都不要,我就是要吃個冰棍,後來稿費拿到了,我買了一個最好的5毛錢冰棍給他,他非常高興,他就這麼一個孩子。至今兒子的東西我們都留,包括他遇難時上面有子彈彈孔的血衣,還有他高中時的課本、文章、運動鞋,作為我們永遠的紀念。

雖然這些都是很小的事情,但他死了以後,父母都永遠忘不悼。他母親經常夢見自己兒子回來了,一把去抓他的手,結果就醒了,空了。你就可以想像作為死難者的親屬,不管過了多久,都不會忘掉。他媽媽已經70歲,我也73歲了,隨年歲愈來愈大,我們反而愈來愈想他,這是沒辦法的,其他遇難者親屬和我們都是一樣。

◎平反六四 我們很有信心

社會上有些人對六四真的遺忘了,但更多的人是沒有忘記,他們只是不公開討論而已。至於六四以後出生的年輕一代,也根本不存在遺忘問題,因為他們根本不知道。當時發生這麼大的事情,文字、圖片資料都全部保存下來,任何人、任何時候都無法用別的語言去推翻。我們對平反六四很有信心,肯定會重新評價,這是遲早問題,也許我們在世的時候還不能解決,那也不要緊,還有很多年輕的,包括受難者的遺孀、子女等,我們倒下還有他們。
豬小草 said…
我這幾天一直在想,那個「心手相連」、「共赴國難」的感覺,到底是什麼時候不見的?想想,好像就是在從六四到三月學運結束後不見的。
Anonymous said…
這是林濁水寫在蘋果日報上的一段:
香港紀念六四一直都規模浩大,今年有好幾萬人,在中國的海外,紀念會則愈辦愈小,台灣更是如此。
六四後,西方國家一致對中國進行制裁,對民運份子政治庇護,使得北京怒上加怒,但香港對六四的紀念歷久彌新,卻不能證明北京外國勢力在香港有巨大殘留,以致於香港人自外於中國的說法。現在西方國家已經很少人對六四感到興趣了─畢竟那是一個遙遠外國的一小段歷史罷了。相反的,香港人今天紀念六四完全是因為他們認同自己是中國人,六四是他們本國歷史,而他們又不能接受專制統治的緣故;至於台灣,六四的紀念會剩下不到200人,理由正是在台灣主體意識成為主流之後,難以勉強他們紀念一個不屬於自己國度的歷史事件。
我幾乎年年參加台灣的六四紀念會,不是因認同自己是中國人,而是認為獨立的台灣國仍舊是華人國家,而只要是華人就應該享受自由民主的普世價值。在綠軍中,這種想法有多少我不知道,但每年台灣的六四紀念會中,我是已嫌稀疏的藍中唯一的一點綠。
James W. said…
六四的那一天,本來想要寫什麼東西,驀地,一個香港的朋友上來,聊起了六四。還紀念嗎?「大家都太忙,忙得停不下來,頭想不到幾分鐘,手腳就不停往前動,最後想要講什麼也說不出來了」。或許,她的說法,為這個時代的「冷漠」作了一點見證。

還記得十七年前的夏天在中正廟為中國人爭自由的聲援日子,而那天,我才認識了真正的中國

點歌:蕭邦,「離別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