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到好久沒去的山豬窟一趟，還書、聽講，準備辦離職。我還沒辦法作最後答辯，只是恢復一個米蟲的身份罷了。中午，跟AKai吃飯，適巧下午論壇的孔誥烽所談的「中國民族主義及其不滿」要拿1980年代的香港（以及1950年代的西藏）作個案，就同香港出生、台北生活的CK聊了一下，也錄了音，以備日後製作節目之用。
下午，聽講。基本上，孔所講的1950年代的西藏、以及1980年代的香港，的確是有豐富的故事可說的（我看James在現場猛打字，或許晚點會補上吧），只是他在開頭所設定的理論框架無法說服我。
事實上，他把中國原有的民族主義（論述）分為父長宗族與多元文化兩種、把從歐洲移入的民族主義（論述）分為公民式與族群式兩種，並且企圖用這兩個軸線撐起一個動態的、策略的、關係性的分析框架，這點我是很同意，也很喜歡的。問題就出在孔的分析視角總是擺盪在中央與地方之間，以致於他要討論的中國民族主義其實是「地方」（或者，嚴格說，邊疆／外地）的中國民族主義，而不是他在開頭（甚至演講標題）所指的—「中國」民族主義。這樣的缺陷致使人們不是質疑他理論與現象之間有斷裂，就是個案本身的比較性有問題。
對我來說，孔在一開始設定的理論框架，以及之後的事件分析，都讓我們看到兩組行動者（中央 vs. 地方；中共 vs. 西藏共產黨/西藏流亡政府、中共 vs. 港英政府/香港居民）之間在「國家治理方式」與「民族主義論述策略」上的選擇、鬥爭，與暫時性的確定，因此，那兩組軸線所構成的不應該是「程度」上的差異（孔的結論作了一個西藏與香港中國民族主義的軌跡線，怪），而是「類型」的轉變；而這類型是由兩組行動者的互動所暫時性確立的。
於是，在這個框架裡，我們可以看到1950年代西藏和1980年代的香港，其「地方的」中國民族主義如何各自出現類型上的轉變，然後，我們再把分析的視角拉到中央，看看中共在這兩個事件（這兩個事件的相同處是：「一國兩制」）裡的治理方式有什麼轉變，最後再論證這個轉變是否體現了中國（全稱的）民族主義的質變。
當然，我這種談法的前提是：國家的民族主義論述總是在「固定邊疆（地方）」的過程中「確認／論述／找尋／確認」自己。
會後跟孔教授聊了一下，他說這個比較框架是文章寫完後才臨時想到的，破綻難免。那，我們就等吧。又，我有錄這場演講關於理論架構與香港歷史的部分，或許會跟CK的部分一起弄成一個節目。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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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聽講。基本上，孔所講的1950年代的西藏、以及1980年代的香港，的確是有豐富的故事可說的（我看James在現場猛打字，或許晚點會補上吧），只是他在開頭所設定的理論框架無法說服我。
事實上，他把中國原有的民族主義（論述）分為父長宗族與多元文化兩種、把從歐洲移入的民族主義（論述）分為公民式與族群式兩種，並且企圖用這兩個軸線撐起一個動態的、策略的、關係性的分析框架，這點我是很同意，也很喜歡的。問題就出在孔的分析視角總是擺盪在中央與地方之間，以致於他要討論的中國民族主義其實是「地方」（或者，嚴格說，邊疆／外地）的中國民族主義，而不是他在開頭（甚至演講標題）所指的—「中國」民族主義。這樣的缺陷致使人們不是質疑他理論與現象之間有斷裂，就是個案本身的比較性有問題。
對我來說，孔在一開始設定的理論框架，以及之後的事件分析，都讓我們看到兩組行動者（中央 vs. 地方；中共 vs. 西藏共產黨/西藏流亡政府、中共 vs. 港英政府/香港居民）之間在「國家治理方式」與「民族主義論述策略」上的選擇、鬥爭，與暫時性的確定，因此，那兩組軸線所構成的不應該是「程度」上的差異（孔的結論作了一個西藏與香港中國民族主義的軌跡線，怪），而是「類型」的轉變；而這類型是由兩組行動者的互動所暫時性確立的。
於是，在這個框架裡，我們可以看到1950年代西藏和1980年代的香港，其「地方的」中國民族主義如何各自出現類型上的轉變，然後，我們再把分析的視角拉到中央，看看中共在這兩個事件（這兩個事件的相同處是：「一國兩制」）裡的治理方式有什麼轉變，最後再論證這個轉變是否體現了中國（全稱的）民族主義的質變。
當然，我這種談法的前提是：國家的民族主義論述總是在「固定邊疆（地方）」的過程中「確認／論述／找尋／確認」自己。
會後跟孔教授聊了一下，他說這個比較框架是文章寫完後才臨時想到的，破綻難免。那，我們就等吧。又，我有錄這場演講關於理論架構與香港歷史的部分，或許會跟CK的部分一起弄成一個節目。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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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s
>>>中國民族主義不是一種，要看他們的策略來看他們的位置。整個過程中，民主派打出第一槍的人現在追求民主派，在這種論述中發現他們位子的變化，出現了變化的軌跡。<<<
from Island Republ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