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天前,拿到了芝加哥大學社會系趙鼎新教授幾個月前的一場關於中國社會運動的演講檔案。在這場演說裡,趙教授把中國三十年來的集體行動與社會運動分成以下四個分期:
在這個胡佳仍在獄中、劉曉波被判十一年徒刑、高智晟下落不明、馮正虎無法回家,的時候,重聽這場演講,格外有感觸。
只是,不知道還有多少「正港台灣人」會去關心中國的民主改革與社會運動,又或者,我們只是把他們當做「中國仍是集權政府」的樣板看待罷了。以前,我們總希望台灣可以成為改變中國的那顆「紅藥丸」,只是這角色現在似乎慢慢一直是由香港人扛起來了。
這對台灣來說,真的是好事嗎?
1976年前,國家主導社會運動。
1976-1989:大型化,政治化,針對中央。例子:周恩來過世,西單,文革反思,知青返城,89天安門(知識菁英在經濟收入差,大學生畢業沒工作,因此反經濟改革)。政府政治化策略回應+控制型開放。
1992-2002:中小規模,經濟利益,地方化,以競爭型和反應型為主。例子:工人抗爭運動,農民抗稅,復員軍人鬧事,騷亂(例外:中產階級環保運動)。原因:改革開放成共識,市場改革成功,社會矛盾地方化且去政治(中央出面解決反得威信),中共處理方式改變(不説反革命,去政治化),知識份子改變(大學生不再覺得自己是知識份子,收入成長相對快,得利集團,菁英感降低)。
2002-2009:前階段特色仍舊,公民維權意識上升,中產階級運動增多,NGO快速增加,上訪社會運動化,中大型騷亂增多,新型抗爭方式出現(手機,網路,散步),集體運動走向主動型(priactuve)甚至民粹,中產階級運動部份制度化,部份抗爭政治化。例子:環境抗爭,各式維權(反圈地,愛滋),上訪(串連,發現中央也有問題,失望,政治化),宗教運動。原因:中央的親民政策(胡溫搞民粹,父親形象,拉高人民期待),一管,非政治問題就成政治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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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個胡佳仍在獄中、劉曉波被判十一年徒刑、高智晟下落不明、馮正虎無法回家,的時候,重聽這場演講,格外有感觸。
只是,不知道還有多少「正港台灣人」會去關心中國的民主改革與社會運動,又或者,我們只是把他們當做「中國仍是集權政府」的樣板看待罷了。以前,我們總希望台灣可以成為改變中國的那顆「紅藥丸」,只是這角色現在似乎
這對台灣來說,真的是好事嗎?
Comments
我來自大陸,以前也聽過趙鼎新的講課,他對社會運動很有研究。不過我聽過這段錄音,卻覺得他有些地方表述不夠嚴謹,比如上訪問題、新疆問題等,事情相當複雜,不像他說得那麼簡單。畢竟他去國多年,雖然有時回來講課,但我覺得他在認識上有一些偏差。當然這也只是我個人的意見。趙教授還是相當有水平的。
感謝指正。
曉庄:
我也有這感覺。但我覺得趙教授對胡溫體制的批評,建立在「中國應該擺脫大政府、父權」的前提上,但這當然牽涉到許多相關制度的配套。
或許我應該把後半段他與台灣教授的對談一起剪出來?
至於擺脫大政府,我個人覺得不在於機構改革什麼的,而是弄清政府應該做什麼,不應該做什麼,別該管的不管,不該管的非要管。是不是應該從國家大事管到床上小事,從媒體管到網絡管到個人的嘴巴?
趙教授舉到個別例子,我覺得不是很恰當。
老實說,兩岸的政治人物都一樣,好行小惠,而吝於檢討制度。例如馬英九發錢給三鶯部落,就是最好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