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的「專案教師」，就是當你面對著制度的崩壞如海嘯般襲來時，還隱隱地聽到後方有人說：「我國的高教體制安穩在蓮花座上邁向頂尖」。
是以，如果要我回應昨天下午SHS工作坊的議題，我會這麼說。
Mode 1跟Mode 2的知識生產過程之所以讓人覺得是線性的，是因為作者只討論到知識生產從「實驗室/書房」轉變成「產官學（社）」這樣一個研究網絡的再疆域化、專家知識的再尺度化，卻忽略了在這re-articulate的過程中的「非人因素」。
我所謂的「非人因素」，指的正是作者在討論大學如何回應社會的三種策略時，從制度上看來，這像是從Mode 1到Mode 2的轉型，但在實際的運作中，我們看到的卻是知識生產者從welfare到workfare的棄械，甚至是連workfare都談不上的subcontractor。更重要的是，如同作者所言，Mode 2的出現不代表Mode 1的消失，所以我們不能忽略有更多的知識生產過程其實是處在Mode 1與Mode 2交界帶。就姑且稱作Mode (x)吧。這個Mode (X)，往往是Mode 1宣稱要進入Mode 2所進行的實驗，但是在制度設計上卻是「有所保留的前進」，因此投入的是大量的學術契約工（專案教師）。這些契約工既要滿足Mode 1的學術要求（peer），又要滿足他們對Mode 2行動方案的想像（stakeholder），但因為是實驗性值得嘗試，所以沒有人知道這個往Mode 2的長征是否會是高教轉型的典範，或者僅僅是轉移危機的時空校正策略。
於是，如同知識生產過程是不確定的，這個知識工作本身也是不確定的。而在這實驗中的專案契約工未曾意識到的是，因為這個轉型是建立在政策挹注上，因此除了peer、stakeholder這些真實存在的「人」會影響他的工作外，制度、預算、契約，這些「非人因素」才是這個交界帶真實面對的問題；而這些非人因素的不確定性與崩壞速度，往往比人預想的快。
這是ANT無所不在又一例證嗎？
我不知道。我所知道的是，所謂的Mode 1到Mode 2，若不擺回Fordism到Post-Fordism的脈絡中去理解，將會流於知識工作者的自嗨，卻忽略了經濟市場對知識工作的真正影響。這不是說我們又得開始談新自由主義，而是如果我們從知識生產網絡的另一端（也就是作者所謂的Action）看起的話，我們看到的是許多民間專家如何從災難、掠奪、問題的抗爭中，一步步地往知識的那頭搶灘；而這或許正是當代專案契約工所該銘記在心的。
至少我是這麼認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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