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ode (X)下的專案契約工

    所謂的「專案教師」,就是當你面對著制度的崩壞如海嘯般襲來時,還隱隱地聽到後方有人說:「我國的高教體制安穩在蓮花座上邁向頂尖」。

    是以,如果要我回應昨天下午SHS工作坊的議題,我會這麼說。

    Mode 1跟Mode 2的知識生產過程之所以讓人覺得是線性的,是因為作者只討論到知識生產從「實驗室/書房」轉變成「產官學(社)」這樣一個研究網絡的再疆域化、專家知識的再尺度化,卻忽略了在這re-articulate的過程中的「非人因素」。

    我所謂的「非人因素」,指的正是作者在討論大學如何回應社會的三種策略時,從制度上看來,這像是從Mode 1到Mode 2的轉型,但在實際的運作中,我們看到的卻是知識生產者從welfare到workfare的棄械,甚至是連workfare都談不上的subcontractor。更重要的是,如同作者所言,Mode 2的出現不代表Mode 1的消失,所以我們不能忽略有更多的知識生產過程其實是處在Mode 1與Mode 2交界帶。就姑且稱作Mode (x)吧。這個Mode (X),往往是Mode 1宣稱要進入Mode 2所進行的實驗,但是在制度設計上卻是「有所保留的前進」,因此投入的是大量的學術契約工(專案教師)。這些契約工既要滿足Mode 1的學術要求(peer),又要滿足他們對Mode 2行動方案的想像(stakeholder),但因為是實驗性值得嘗試,所以沒有人知道這個往Mode 2的長征是否會是高教轉型的典範,或者僅僅是轉移危機的時空校正策略。

    於是,如同知識生產過程是不確定的,這個知識工作本身也是不確定的。而在這實驗中的專案契約工未曾意識到的是,因為這個轉型是建立在政策挹注上,因此除了peer、stakeholder這些真實存在的「人」會影響他的工作外,制度、預算、契約,這些「非人因素」才是這個交界帶真實面對的問題;而這些非人因素的不確定性與崩壞速度,往往比人預想的快。

    這是ANT無所不在又一例證嗎?

    我不知道。我所知道的是,所謂的Mode 1到Mode 2,若不擺回Fordism到Post-Fordism的脈絡中去理解,將會流於知識工作者的自嗨,卻忽略了經濟市場對知識工作的真正影響。這不是說我們又得開始談新自由主義,而是如果我們從知識生產網絡的另一端(也就是作者所謂的Action)看起的話,我們看到的是許多民間專家如何從災難、掠奪、問題的抗爭中,一步步地往知識的那頭搶灘;而這或許正是當代專案契約工所該銘記在心的。

    至少我是這麼認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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