邊界離水那麼近

小島的故事，總是與水脫不了關係，偶爾還帶著共振。

2015年七月，金門縣自來水廠與福建省供水公司正式簽約，開始執行提議了十餘年的越域調水方案，完工後將從福建泉州山美水庫調水至金門本島。整個工程預計在福建泉州匯集西溪水源到金雞橋閘後，經晉江供水系統導入龍湖，福建供水公司將在龍湖設置抽水站，並建造約十公里長的輸水專管，送水至丙洲出海銜接十七公里長的海底管線到金門田埔，管線上岸後，會將引水導入田埔水庫西北側新建可蓄水十五萬立方公尺的受水池，再將原水輸送到淨水場處理使用。泉州陸上引水工程由中方負責，海上到金門陸上受水池，由金門設計、發包、施工及維護管理。按金門水廠與福建供水有限公司所簽訂之契約，契約期限為三十年，總經費13.5億元，引水工期約二年，預計晉江水將佔金門每日用水量的三分之一。

同個夏天，自2015年五月起，雨傘運動結束後，香港陸續有屋邨發現飲用水含鉛或鎳等重金屬，引起不少香港民眾懷疑飲用水中重金屬的來源並非水管，而是佔了香港水源八成左右的廣東東江水。畢竟之前就有香港學者沿東江北上，分別於新豐江水庫、河源市中心、惠州、太園及塘廈五個地點抽取水樣本化驗，結果發現，東江源頭及中下游流域均出現違規活動，除了新豐江水庫以外，各流域的部分有機污染物及重金屬含量都超出國家二級標準。而東江水源頭之一的「定南水」，更因定南縣山中藏着不少非法排污的小企業，工廠設備大多異常簡陋，污水、廢料直接排入河中，造成水源嚴重污染，間接影響東江水質。雖然事後證明鉛水事件與東江水源無關，本土媒體卻仍感嘆香港作為一個全球城市卻連自主水源都不可得。

我問金門的受訪者是否擔心金門之後遇到與香港類似的情況？畢生從事水務工作的他先說技術沒問題，「淨水端我們有一個先有一個檢驗池嘛，先檢驗說合格了沒問題了，我們才把他放到我們的湖庫裡面去處理」。話鋒一轉，說調水這件事跟新加坡一樣有助水源自主，「上次新加坡的代表來，我就直接問他有沒有自給自足？他是講他們的再生水回收、海灣蓄水、海水淡化，可以做到自給自足，但是他說你馬來西亞賣水給我，我也要，我比較有談判籌碼。所以我們為什麼我們自己的自有水源要百分之七十五，所以我們也沒有放棄我們的自有水源定義這一塊，我們只是藉這個部分，因為他有替代水源的時候，可以來好好的把湖庫再來整治、再來增蓄水源」。

相較於金門官僚的樂觀，香港學者則悲觀的多。香港大學公共行政系李家翹老師的研究就指出，香港的水務工程曾經領先世界，不但有大型海灣淡水庫（船灣淡水湖、萬宜水庫，分別於1969 及1978 年建成）、樂安排海水化淡廠（1975 年落成投產，是當時世界規模最大的化淡廠），還有位處廣東省的跨流域東深供水工程（1965 年完工），但隨著東江水在香港供水比重越來越高，香港水庫的功能轉為東江水的儲水庫，海淡廠也於1978 年停產。李家翹老師不免感嘆，「新加坡，土地面積比香港小，長年依賴馬來西亞供水。經過幾十年不懈營建，新國在2010 年已能全不依靠馬來西亞而自主供水。香港為什麼不能？」

一個夏天，兩座小島，前者把調水看作是解決長年缺水問題的解方，後者把調水視為供水權逐步為中國所掌控的濫觴。這固然與兩座島嶼內部的政治氛圍有關，但也反應了集水不易的小島在發展過程中一直得面對棘手的水資源問題。有意思的是，在討論調水問題時，除了作為供水方的中國，新加坡這個遠方的南洋小島，竟也以對照組的方式成為焦點。

但這當然不是這三座小島第一次因為水而牽連在一起。

金門地小人多，土地貧瘠，早從1860年代開始就有落番南洋的風潮。先是坐船到廈門，再輾轉到新加坡、馬來西亞、汶萊等地謀生，只是「六亡三在一回頭」，多是客死異鄉無人聞問，偶有光宗耀祖返鄉建樓。而在建樓設計中，「水井」一直是個重要的設施，畢竟傳統金門用水的取得主要靠掘井，田間的農井或聚落的水井隨處可見，水井更與聚落居民的生活息息相關。一大早，婦女來井邊汲水，順便將家中衣物直接帶至井邊洗衣，井邊就像是傳統聚落的公共洗衣間，也是聚落婦女的社交空間。傍晚時分，聚落的男人從田裡耕作回來，也會趁著婦女在廚房忙於烹煮晚餐之時，直接在井邊赤裸上身，汲水淋浴。除了挖井，儲水也是關鍵。除了家中有大水缸儲水，臨水井邊常有一池小水窟收集洗滌後的廢水，雨季來臨時，聚落的建築與巷弄外埕的地坪也有相因應的排水考量，讓水能夠順著巷弄溝渠排流至聚落前方的水池，讓聚落內部不易淹水，而水池也可以作為村民平日養魚、消防打火之用。這些設施的興建與維護經費，除了來自聚落宗族公款，就是落番客寄回來的辛苦錢。

二戰後，國共內戰，國府退守台灣，十萬大軍進駐金門島打造戰地前線。隨著駐軍人數增加、農耕面積增加，對於水資源的需求也日漸提高，於是鑿井、挖塘、築埧，開發水利，大規模、集中化的水利建設逐步建立。然而，受限於金門的地形，無法在溪流上游建設大型水壩蓄水，只能在下游臨海處建設小型水庫，甚至，由於縣政府不可能規劃水源保護區與民爭地與民爭地，這些小型水庫一直面臨著農作農藥滲入地下水層、畜牧牛羊的糞便逕流入庫區上游的水源污染威脅。因此，在這樣的發展方式下，金門雖然在駐軍時期下建立了現代化的自來水供水系統，但整個供水環境卻面臨著環境污染的威脅，只是在軍管時期封閉的島嶼經濟結構下，地方政府無力也無心限制當地民眾的用水方式與耕作型態，而這也埋下後來水源污染積重難返的環境問題。

直至今日，庫區水嚴重不足、地下水超抽鹽化、海淡廠效能不彰，從中國調水成為地方政府解決水資源問題以推動經濟發展的策略，而遠方的南洋小島新加坡則再次成為勢在必行之處。就好像我的受訪者數度激動地說：「其實金廈本來就是一個共同生活圈，你說馬來西亞跟新加坡，當時新加坡被馬來西亞趕出來，李光耀就哭得要死，對不對？但是曾幾何時人家現在是怎麼樣，對不對？」

三座小島，一衣帶水。從當年遼闊的南洋，到現在幽暗的水管，我們越是貼近金門、香港、新加坡的水供歷史，越可發現水的流動其實是一個結合了政治與經濟權力的控制過程，將國家、地方政府、利益團體、社會運動者的行動與抗爭「套嵌」（nested）在一組多重空間尺度的複雜網絡中。在這流動的過程中，我們看到「國界」在戰後隨著水利建設而出現，又隨著區域發展而隱身。而在這忽明忽暗的流動中，恐怕我們從小島感受到的，是這國界往往不是一個空間的概念，而是一種時間的慾望啊。

那種「要不是那時候被這樣，我們現在也就能那樣」的分隔感。

（寫給《A-sia Studio A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