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其實挺扭曲的。當我看著自己過去所用來批判主流唱片公司的句法、詞彙、例子,在eugena的嘴巴裡,用毫不掩飾的鄙夷的口氣宣洩出來(1、2),我突然有種啞然失聲的感覺。
這不正是我們過去已經非常熟悉的論戰方式嗎?站穩一個批判的立場,只需要罵罵罵誰誰誰不對,然後否定(或取消)對方與自己在某些議題上的相同態度(當然,更不可能到對方的部落格瞭解一下這個跟你討論問題的人),盡量用偏激的言詞把其他的討論者推到對面的某個極端,最後在自己與眾人之間畫一條線。得,結案。
在這種討論方式裡,「結構」是不存在的。行動者(精確的說,行動者的「善念」與「理想」)成為當前困局的唯一解答。而任何想討論行動者所處的結構是如何影響行動者策略選擇與行為模式的(1、2),都會被往「受主流操控」的極端推。
eugena說:
一個人關心「結構」、「系統」,你可以說他是個保守的功能論者,但他卻也可能是個基進的馬克斯主義者。只是在只有憤怒與怨懟的討論中,後面那個可能性根本沒人關心。
而另一位朋友,Thinker,以他在軟體業的經驗為例,認為:
有人會問:唱片業比較特別嗎?答案莫衷一是。而我會覺得,不是說唱片業比較特別,而是不同的行業都有不同的運作方式、結構限制、產業生態、組織邏輯、生產技術;而我寧願把他們都先當作「特別的個案」,再探問有沒有比較(甚至,「學習」)的可能。
我甚至也並不覺得唱片業要去爭取的,是過去的那一套運作方式。事實上,大多數的唱片公司都在思考怎麼在這個新的時代,面對網路科技的挑戰下,去找到一個新的「生存方法」。只是他們過去的運作方式(或者說,成功模式),難免會限制住他們的想像力,以及在執行新策略上的魄力與決心。這我們可以簡單的用新制度論的「路徑依賴」(path depend)或「鎖死」(lock in)來理解。
相較於大型跨國唱片公司面對網路技術時的膽怯,我倒覺得非主流的唱片公司(例如五四三音樂站)在網路科技的應用上,要比前者來得靈活。
而如果許葦晴所推的「singer 2.0」還有任何意義的話,不正是在思考另一個可能的路徑?你若問:會不會成功?我不知道(甚至,這得看你怎麼定義成功)。畢竟我也不是音樂人,與唱片工業的關係不過建立在那張薄薄的CD上頭,有些內情也不是那麼瞭解,總之是用自己的方式慢慢摸、慢慢看。
這不正是我們過去已經非常熟悉的論戰方式嗎?站穩一個批判的立場,只需要罵罵罵誰誰誰不對,然後否定(或取消)對方與自己在某些議題上的相同態度(當然,更不可能到對方的部落格瞭解一下這個跟你討論問題的人),盡量用偏激的言詞把其他的討論者推到對面的某個極端,最後在自己與眾人之間畫一條線。得,結案。
在這種討論方式裡,「結構」是不存在的。行動者(精確的說,行動者的「善念」與「理想」)成為當前困局的唯一解答。而任何想討論行動者所處的結構是如何影響行動者策略選擇與行為模式的(1、2),都會被往「受主流操控」的極端推。
eugena說:
我為什麼要替一個只會出周杰倫等人音樂品質的人,還口口聲聲說音樂不死的騙子,去替他們想,他們要怎麼行銷,他們要怎麼賺錢?他們要音樂不死,就得付出代價,去培育人才,給有心從事音樂的人提供好環境,去接受別人的文化,學習轉換成自己的語言形式,而不是整天憂慮怎麼吃「大餅」。這樣的憤怒,很直接。可是對我而言,去瞭解一個市場的結構問題,甚至去討論跨國唱片公司的「本土經營策略」策略,不是在自願受他們操控、或是幫他們說項、替他們數鈔票(天知道我買的CD多半都是非主流的,大唱片公司不出版、不代理的東西?),而是在瞭解這個結構之後,找到一個可能的空間,然後把我們的媒體、我們的歌,放進去,讓它想辦法長出來。
一個人關心「結構」、「系統」,你可以說他是個保守的功能論者,但他卻也可能是個基進的馬克斯主義者。只是在只有憤怒與怨懟的討論中,後面那個可能性根本沒人關心。
而另一位朋友,Thinker,以他在軟體業的經驗為例,認為:
重點是,過去的老方法已經行不通了。雖然一時間,還沒辨法找到新方法,但得接受和體認現實,而非不斷的懷念過去的丈方法。過的缺失也庄該獲得反省,並參考其它產業的運作方式,才有機會看見新的運作方式。如果只是一味的封閉產業生態,無視其它生態的可能性,那無異是自取滅亡,等待找到新方法的人,來為其收屍。很熟悉的構句與結論,不是嗎?比方說:「把政治活動比喻成經濟市場」、「大學要向企業學習」,而這些類比(或者,學習)又帶來了什麼?
有人會問:唱片業比較特別嗎?答案莫衷一是。而我會覺得,不是說唱片業比較特別,而是不同的行業都有不同的運作方式、結構限制、產業生態、組織邏輯、生產技術;而我寧願把他們都先當作「特別的個案」,再探問有沒有比較(甚至,「學習」)的可能。
我甚至也並不覺得唱片業要去爭取的,是過去的那一套運作方式。事實上,大多數的唱片公司都在思考怎麼在這個新的時代,面對網路科技的挑戰下,去找到一個新的「生存方法」。只是他們過去的運作方式(或者說,成功模式),難免會限制住他們的想像力,以及在執行新策略上的魄力與決心。這我們可以簡單的用新制度論的「路徑依賴」(path depend)或「鎖死」(lock in)來理解。
相較於大型跨國唱片公司面對網路技術時的膽怯,我倒覺得非主流的唱片公司(例如五四三音樂站)在網路科技的應用上,要比前者來得靈活。
而如果許葦晴所推的「singer 2.0」還有任何意義的話,不正是在思考另一個可能的路徑?你若問:會不會成功?我不知道(甚至,這得看你怎麼定義成功)。畢竟我也不是音樂人,與唱片工業的關係不過建立在那張薄薄的CD上頭,有些內情也不是那麼瞭解,總之是用自己的方式慢慢摸、慢慢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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