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比說，在《裸陽》這本書裡，艾西莫夫是以他所創的「機器人三大法則」搭配人所習慣的「眼見為憑」來重新定義中推理小說常見的「密室殺人」。而順著索拉利星人獨特的社會形態，不但是「看」這個動作被重新定義了，就連「親密」、「家庭」、「距離」、「一起」這些社會性的關係也被改寫了。
妙的是，當艾西莫夫一方面用「看」建立密室，他另方面則用「說」來作為揭穿密室殺人的線索。
「如何將指令說得精準？如何用指令突破機器人三大法則的限制？」這不但是貝萊在擺脫丹尼爾時的邏輯遊戲，也是我們在閱讀機器人系列最大的樂趣來源。畢竟，當「看」的準確性被直播技術的進步所模糊化，而「說」的模糊性則被指令輸入的要求而準確化時，索拉利星所提供的不再只是一個幻想的異次元，而是一個經驗倒轉的扭曲樂趣。
是以，社會學家在小說裡的角色越來越吃重。
因為若不是他擔負起為警察（另一種社會學家的原型？）解說索拉利星社會結構的角色，恐怕我們將無法理解兇手殺人的動機。而只有將社會性的「動機」扶正為主線，小說末尾那段對於地球社會（還是我們所處的現在社會？）的反省，才能有暮鼓晨鐘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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