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億個社會學

常見的「社會學是複數的」有兩種論述方式。一種是行行社會學，邀請社會學畢業但在非社會學領域工作的人；一種是教師多元法，強調社會學圈的教師組成有人類學傳播學地理學。我今天要講的是另一種故事，一個好像是社會學出身、好像在社會系教書，但作的事情卻常被質疑「這也是社會學嗎？」的故事。

因為我算是作都市研究出來的，就讓我以都市當故事起點吧。

在都市研究中呢，有一個傳統強調「City as Field」，都市作為一種田野。從街角社會、人行道、地下紐約，這些研究以都市民族誌的方式展現都市生活社區型態的複雜故事。對這些研究者來說，他們是在「發現」社會關係，而且強調「這裡」的重要性，並且「浸潤」在這街區關係中。這種把都市作為一種田野的態度，是我在猴大社會系工作時所深刻體驗到的。等我到了呆大執行無邊界計畫，我遇到另一群人。這群人主張「City as Lab」，把都市當作一個實驗室，想的是怎麼把實驗室裡的科技產品解決方案帶入實踐場域，測試修改上市。對這些人來說，他們是在「製造」產品，而且強調「那裡」作為產品測試的重要性，並且時刻想「超越」地域限制。

當然，City as Field和City as Lab之間不是截然二分，往往有所重疊，過去兩年，我的工作就在問這重疊的地方會是什麼？並試著找到協作的方式。我當然不是第一個。呆大的食養農創認為這當中的關鍵工作在於「場域教學」，地理、社工、人類、規劃不同背景的教師們一起設計了「田野工作坊」課程，作為計畫課程的代訓活動，然後不同課程學生在這基礎之上長出報導、方案等不同學習成果。創新設計學院認為這當中的關鍵工作在於「設計思考」，強調同理心與社會觀察，設計了不同層級（技術、議題、產業）、長度殊異（微學分、一學期、一學年）的課程但是都以設計思考、原型測試、迭代更新作為貫穿課程的核心。無邊界大學，也就是我所參與的計畫，則是試著在大學、市府、社區、新創之間建立起一個合作制度，希望能在市府內部長出一個叫做D Team的單位，每年編列正式預算，作為大學與市府合作問題解決導向課程的經費。

這不是件容易的事。除了上課之外，我都在跑市府、社區、新創，尋求合作可能、調整合作方式，課程設計也在這過程中長得越來越不那麼社會學。例如hackubike，談的是「單車友善社區如何可能？」這過程中的各種兩難，而整學期課程節奏就是在面對兩難中提案。而這學期與衛理女中合作「防災教育與社會設計」課程則是兩邊對時、社區觀察、遊戲設計。

過去一年，因為現在參與的大學社會責任（USR）計畫「大學PLUS」是要建立一個平台，所以我也花很多時間在參與某個區塊鏈媒體的封測過程中，了解平台設計與經營社群的困難；畢竟我們不是總計畫辦公室，架了平台可以要求執行團隊上傳資料，我們得吸引用戶，所以要站在不同使用者的角度上去思考。這些事情，一方面超過我自己在入行前對教師工作的想像，另一方面也發現自己在過去社會學訓練中的侷限。

首先，是物件設計的重要性。

社會學者會說我們研究物件，甚至傳授社會設計的奧義，但在我的實踐經驗裡，「物件」不只是一個被社會學「研究的客體」（object of study），更應該是一個「參與的過程」（process of engagement）。這一方面是因為作研究的時候，物件其實組裝了我們收集資料的方式，另一方面是在教學時，教師也在組裝著課本、白板、海報紙、投影機這些物件。更重要的是，為了生產（呈現）這些邊界物件，社會學課程的教師與學生要從研究者成為「設計者」，那些複雜的思辨的花俏的理論語言此刻都必須藉著沉默的物件讓人在「實作/體驗」中得以理解。是以，社會不在事物（things）之外，社會就在事物之中。

其次，是平台網絡的思考。

我們雖然一直在說高教產業化，但我們其實沒有用產業的角度好好思考過自己，我們沒想過生產流程，沒想過如何行銷，不認識自己的用戶；我們甚是沒有用過使用者旅程來想過課程設計。你說這樣的思考有什麼重要？我覺得這樣的思考其實在反省教學是處在怎樣複雜的社會網絡中，而我們未曾好好思考不同行動者需要什麼？如何合作？甚至如何在不信任中一起行動？

過去大學教師的課程規劃就像一張完整的音樂專輯，總假設學生會從頭聽到尾，但是當微學分、工作坊像是從課程中抽出一首單曲，甚至隨任務不同而組成歌單時，我們是否能以思考音樂市場的方式來思考社會學的教育市場？我們是否想過自己在提供什麼服務？我們能否意識到一門課其實牽涉到許多不同的利害關係人而他們彼此有著不同的需求要被滿足？我們就曾經辦過這樣一場工作坊，讓老師、助理、業師一起思考理想大學的形式該是如何？結果發現約聘雇的助理與專案教師希望的是一個開放的、資料隨人走的架構，但專任教師要的是穩定的、相對封閉的系統。

最後，是組織改變的可能。

當了五年的專案教師，我發現自己對這結構越來越少憤怒不平，也越來越不期待制度有改變的一天，相反的，我更多的是去思考如何改變我們自己組織行動網絡的方式。好比說，有沒有可能以合作社模式（例如以藝文工作者為對象的SMart）把兼任教師與專案教師組織起來，讓我們不只是捍衛工作權益，更能在研究與教學上相互支援？又好像，在碩博士生的訓練上，除了論文寫作的訓練，能不能讓他們能在擔任助理時更多地參與在實作課程的教學設計中，從而思考自身研究與未來工作的可能介面？

Thomas Friedman在一篇討論教育創新的專欄文章中說：「我這一代人挺好混。我們可以去『找』一份工作。但是將來我們的孩子要比以往更需要『發明』一份工作」。你我，社會學門徒，何嘗不是如此？感受甚至更深。

承認吧，「等待」組織或制度的改變只是無謂的情緒勒索，何況負心每多讀書人，最後只是讓我們認不得自己。要改變現狀，只有自己「發明」只有你能做得到的事情。或許在這過程中會發現我們其實是不被需要的，都想逃避。那就逃吧。逃避也是需要勇氣的，逃的越遠越好。敢逃走真了不起。

就算你所做的事情被「社會學帝國主義者」質疑那不是社會學，那又如何？社會學就和口香糖一樣，如果沒有了味道，再吃一片新的就可以了。因為，你知道地球上有多少個社會學嗎？35億喔，外加五千萬。三。十。五。億啊！

社會學是複數的。只要你一轉身，更往前，再往前，一直往前。

就會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