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一天

昨天晚上到敦南誠品看了【北京的一天】這部片,片子要講的內容簡單,就是從改革開放以來,北京市政府陸陸續續拆了不少胡同改建成為新的高樓住房,這個拆遷的速度因為2008年的申奧成功而加快,有一些人,或許因為經濟因素、或許因為古蹟保存、或許因為思古幽情、或許因為東方主義,認為這樣的拆遷是錯誤的。嚴格說來,這部片子拍的單調;不單單是因為片子處理得單調,更因為受訪者的調性過於一致(沒有官員、開發商、建築師、非胡同小區的住民),以致於觀眾很難看到在拆遷過程背後複雜的力量。

舉例來說,SS在會後討論中就提到,胡同裡的住民其實是有著階級差異的,文革前住在這的,跟文革時插隊落戶來的,居住時間不同、環境不同、感情不同、認同不同、階級不同,其實對於是否要搬遷,其實看法是完全不同的。而這部片大多數反應出來的,其實是有較高社會地位(大學教授、作家)的住民的看法。

除此之外,我自己覺得有趣的地方有兩個。一是「觀光」,或說文化產業,在這過程中扮演的角色。片末有提到北京市政府在新的古蹟保存規劃案中,決定保留25片胡同。從努力遊說政府官員的文學館長舒乙的眼光來看,或許是個成功,但我總覺得,或許從市政府的角度來看,保留這些胡同為的仍舊是「觀光利益」。就好像在片子裡那個租了四合院、開了餐館、開了小賓館的外國老闆來說,胡同的文化對他來說與其說是一個「歷史」,不如說是一個「可以賣錢」的歷史。賣錢並不可恥,古蹟的維護本來就需要經費營運;但是這種帶著東方主義的、帶著觀光客凝視的保存視角,究竟是在保存「建物」還是保存「生活」,這其實也挺有趣的。當然,更有趣的是聽這個外國老闆說:「北京人這種拆掉胡同的崇洋媚外的做法,我實在是不懂;我覺得他們已經被資本主義,最邪惡的那種資本主義,給完全控制住了...」。

另一個有趣的地方其實是阮慶岳所提出來的,關於「西方都市」與「東方都市」兩種類型的差別。對他來說,胡同所代表的是後者,是有生命、會呼吸、會變形的小系統;而高樓規劃案是前者,是功能取向的、分區使用的、巨型的、外科手術式的,入夜即死亡的。雖然阮在引言時一直舉蘆原義信對東京的研究作為他所謂「東方都市(亞洲都市?)」的價值所在。但我總覺得,他在講的其實也正像Jean Jocobs從街道生活的角度對功能主義的都市規劃者的批判。而有趣的地方正在於,我們在東京、在台北、在香港、在上海都可以發現一個「慢慢長成這個雜亂的樣子」的城市歷史,而分區使用,則是1990年代以後為了「走向全球」所做出來的「樣板」。但是新加坡卻是一個徹徹底底功能主義規劃出來的都市哩。新加坡果然不是亞洲啊。

又或者,所謂的「亞洲風情」,本來就是一個為了「觀光」所生產出來的空間哩。

Comments

Anonymous said…
記得「十分鐘後」這部集合眾多導演的片子,也收了一部陳凱歌導演的片段。講的就是一個發瘋的北京市民請來搬家公司為他搬家。其實這個市民的家早就拆掉了,但他的記憶裡,還存在著那些老胡同跟老房子,以及家裏他心愛的一隻花瓶。搬家公司載他上高速公路,看到那些「進步」的高樓,不禁大開眼界,彷彿進入另一個世界……
纖毛蟲 said…
『另一個有趣的地方其實是阮慶岳所提出來的,關於「西方都市」與「東方都市」兩種類型的差別。對他來說,胡同所代表的是後者,是有生命、會呼吸、會變形的小系統;而高樓規劃案是後者,是功能取向的、分區使用的、巨型的、外科手術式的,入夜即死亡的。』

豬小草是不是打錯了一個字?高樓規劃案是「後者」還是「前者」?
豬小草 said…
OJ:

我想,這位主要要是看到鳥巢跟水立方的話,應該會覺得自己在外太空吧?

纖毛蟲:

多謝指正,已修改。高樓規劃案是【前】者。
Anonymous said…
所謂西方都市, 指的是哪些都市? 以個人的經驗來說, 我覺得只有美式的都市計畫, 是比較採用外科手術式的功能取向, 因為基本上他們本來就是個沒有文化的地方, 如果去溫哥華, 華盛頓, 芝加哥等地看看, 就不難發現對他們來說, 舊的東西其實就是破敗的同義辭, 是貧窮的象徵. 高樓才是現代化的代表
但是對於歐洲來說, 我很少看到哪個城市在規劃的時候是整片老房子拆掉蓋高樓的. 至少德國人蓋房子的時候會把老房子外牆保留下來, 也就是保留了傳統的市容跟格局. 而以法國都市市容整齊的情況來看, 更是不可能只重功能不重都市生命.
當然 相對來說 法國沒有什麼太多的高樓 或者 是他們寧願放棄高樓也要維持傳統建築 這樣的想法 我覺得不能用一句西方都市來概括
豬小草 said…
在任何一個大分類(西方都市)下頭,我們都可以找到不同的次分類(法國、德國、美國),但關鍵的地方在於是用什麼理由區別不同的大分類。而我覺得,阮慶岳在這裡的分類標準,是【秩序能不能被看見?】(這是蘆原義信一書的重點);東方都市的秩序是隱藏的,而西方都市的秩序是一眼就可見的。

高樓建築,其實只是可見秩序的一種,而且也別忘了,提出以有秩序的高樓建築解決都市人口問題的,正是出生在瑞士、常居在巴黎的科比意。而在實務界,奧斯曼更是透過拆除舊城、貧民窟將那個雜亂的巴黎轉換成為有秩序的、整齊的現代都市(林蔭大道、現代立面、整齊樓層)哩。而當巴黎在1990年代遇到都市人口擁擠、使用空間不足的問題時,那種「舊區不動、新區高樓」的規劃方式,不也是一種秩序的表現?

當然,這不是說像東京那樣的都市就是「有意識地」在維持其和式的、隱藏的建築秩序。至少,在二十世紀初,不少的日本建築師是遠渡重洋到巴黎學習「現代都市規劃技術」,只是他們無法改變東京,卻是以像台北這樣的殖民城市作為其展現現代技術的舞台(蘇碩斌的【看不見與看得見的台北】一書值得一看)。

甚至,中國傳統都市的空間秩序與治理方式是否跟日本都市一樣?是否有一種全稱的亞洲都市或東方都市?這都是可以細究的。至少我就覺得,老北京城的秩序其實是很可見的。

另外,關於美國城市與歐洲城市的差別,我想,恐怕也跟都市規劃者所要面對的問題不同有關吧。美國的都市規劃者所要面對的都市歷史多半不像歐洲城市那麼長,因此在「保留或拆除」之間掙扎也不是那麼強。這或許也是為什麼他們可以比較容易的以科比意,甚至奧斯曼為師的原因吧。
Anonymous said…
我曾經不務正業在北京房地產業工作過兩年,這個故事非常簡單,就一個 "利" 字

北京市區是 100% 直線街道,呈現一個同心矩形向外擴展的型態:最中心是紫禁城,接下來外城稱為 "二環" 城牆在 1950 年代拆除改以街道取代,向外又規劃了三環四環五環 ....直到七環,鄧江時代規定二環內全部為古蹟不得拆除,1990 年市長陳希同首開先例把一塊地賣給李嘉誠,代價就是陳希同下臺...

因此二環外的三環是 1990 年代房地產的重心,外商多在東三環,資訊業重心在西三環和北三環,2000 年之後房地產過熱建地不斷向外擴充 ....這樣也造成後進者可以批到的土地離市區愈來愈遠了 ...

因此這時候有辦法的 "胡雪巖" 就把腦筋動到二環內的古蹟了,而且很有斬獲,舉例來說 2001 年時曹雪芹故居是一個收門票兼賣書的景點,今年四月我去時,原址早已變成辦公大樓,當時 CCTV 一個節目就報導一位 84 歲的謝辰生退休教授到處呼籲保護胡同,然而一位清華 (好像建築系)的吳教授確認為 "如有合理交易價,紫禁城也可以拆"?為什麼有人想拆?因為中國的土地沒有公開價格而是靠 "批示" 的,能拿到二環內的土地,改建或轉售,每一筆都是暴利
Anonymous said…
我了解你的意思了,確實我們現在看到的[古典]巴黎其實也曾經是這樣被秩序規劃出來的
對我來講,中國的都市文化已經消失很久了,至少在台灣可能不容易找到
我一直覺得,文化這種東西應該是與生俱來就懂的東西,是一種[感覺].就像是我們知道吃稀飯可以配醬瓜肉鬆,如果配水煮蛋就會很怪
都市文化應該也是一樣,什麼地方可以找到什麼東西應該也是這樣的[直覺].現在我們覺得都市應該是要分區使用,分商業與住宅區,那百年前的北京人是怎麼想的?他們習慣哪一種生活方式?我早就感覺不出來了
而...天,連曹雪芹的故居都沒了?
豬小草 said…
dlowe:

在那場討論裡,阮慶岳一直提到:「北京現在有哪麼多的人口,總是要處理住房這個很實際的問題」,但我想大家也都心知肚明,這些蓋好的新住房,從來都不是這些人買得起的。

同樣的問題在上海也是一樣啊。

meb:

你對都市文化的看法,其實跟Jean Jacobs很類似,他那本「美國大城市的生與死」就是在感嘆美國城市原有的都市文化被那種功能取向的都市規劃給搞死了哩。

不過,我其實也有點搞不懂,所謂「中國的都市文化」到底是台北多一點?還是北京、蘇州、杭州多一點?上海是肯定不多的,而北京我沒去過;但是以我去蘇杭的經驗,其實也沒什麼「中國」哩。

甚至,我還看過在天津長大的中國網友來了台北以後,說:「感覺上台北還比中國城市要保留多點中國都市文化...」。

至於曹雪芹的故居,是在2000年因為崇文區廣安大街的擴建而拆除的,隔兩年,區政府說要漿其復建,不過現在還沒看到消息就是了。至於復建後會是什麼樣?其實也說不準。只要不是一個「鋼骨雷鋒塔」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