門戶城市與南北差異

前略。今早收到大王的大綱草稿，有其一貫風格，當中有段話是這樣寫的：

The city government intends to build the city as a gateway to link Taiwan’s economy to the world especially to the Chinese market, whereas the central state intends to hold back the linkage under the banner of national security. This contesting process presented in the political scenery in Taiwan in which the rising middle class supported the city government whereas the declining class supported the central state.

This also shows in the recent political geography in Taiwan where the North region supports the KMT (the party that support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linkage between Taiwan and China), whereas the South region supports the DPP (now the ruling party that intends to withhold the linkage).

老實講，我不是很同意這種二分法（北vs南、藍vs綠、開放vs封閉），可是「感覺上」，南北差異又的確存在。另一個與大王不同的地方在於，他把「門戶」當作一個國家（或，地方政府）發展策略，因此國內政治對這政策能否成功有著關鍵影響。我雖然不否認國內政治的重要性，但是我還是比較傾向從區域經濟的角度來思考城市的「門戶化」過程。

會從區域經濟的角度來看，是因為門戶城市的一個簡單的圖像，就是「外界--門戶--內地」這樣一個圖（這跟FRIEDMANN所畫的世界城市體系很像，也跟世界體系的邊陲、半邊陲很像），因此門戶所連結的兩端是否有改變？流動的內容物是否有改變？會是從區域經濟的角度思考時的關鍵（參見我的筆記： WHY GATEWAY CITY?）。

當然，區域經濟的切入點主要是在討論門戶所連結的兩端，「國內政治」則是影響「城市本身」意欲（想像、規劃）連結於「何處」的重要因素。甚至，國內政治對於是否要開放西進的論戰會讓我們看到，所謂的全球化並不是「無方向性」（西進？還是南向？），而是指向一個特定的經濟空間；門戶也不是總是開放，而是有一個「選擇/排除」的過程（論戰中的反方立場：是要全球化，不要中國化）。

而我們在討論國內政治如何限制了台北的「門戶化策略」時其實隱含了一組問題：亞太營運中心政策（這個政策的門戶特徵是？）出台時的政治環境為何？2000年後台灣南北政治如何逐漸浮現（或，固著）？這個逐漸穩定化的南北政治結構如何影響了亞太營運中心計畫？或說，逐漸影響了台北的門戶化或門戶地位（功能）？在區域城市競爭的環境下，這種限制又如何成為台北人的一種集體焦慮，從而又強化了南北政治的差異？

當然，這個南北政治的固著化，與台灣1980年代以後的經濟空間結構（北台：金融、生產者服務業、高科技；中台：中小企業、機械業；南台：重工業）是相互影響的。而如果從「走得掉的」人跟「走不掉的」人的差別來看的話，那這邊就是階級問題了。而事實上，這個南北經濟結構的差異，在日治時代埋下基礎，在發展型國家時期發揚光大，而在這個「後」發展型國家時期被完全暴露出來。

大概想法是這樣。